<![CDATA[ahtvzxg.bokee.com]]> zh_cn Thu,09 Nov 2006 08:52:06 CST Mon,24 Dec 2007 09:54:30 CST http://www.bokee.com http://reg.bokee.com/account/web/img/logo.gif 博客网 http://www.bokee.com 您好,欢迎访问yunle110.bokee.com <![CDATA[ 珍惜缘分]]> .html 世界上最宝贵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珍惜每一寸光阴,珍惜每一缕清风,甚至要珍惜每一声叹息。

    人活在世界上,时时刻刻、随时随地和缘字纠缠在一起。人与人的相识、相知、乃至相爱是个大缘,而小缘却也如影随形的分分秒秒伴随在我们的左右。春风吹起了衣衫,是我们与风的缘,雨丝打湿了头发,是我们与雨的缘,一日三餐,我们与碗筷都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同车而旅的缘,同船而渡的缘。每天我们有无数的步履,脚下的土地是我们一寸寸的缘,不然何来故乡热土之说呢?

    珍惜得不到,是生活在幻想里。珍惜已失去,是生活在回忆里。幻想和回忆固然很可贵,而珍惜今日所拥有的,才能把今天的美好变成回忆的浪漫,用今天的珍惜去争取未来想得到的东西。

    有一个小测验,问的是,人最年轻的时候是哪一天。大多数人回答道:是刚出生的那一天。更有厉害的回答是:在母亲腹中的时候。其实正确的答案是“今天”。已经过去的永远无法追回,今天的你一定比明天年轻,明天的你定比后天年轻,所以珍惜每一个“今天”才是最宝贵的!

    珍惜,只有靠心灵的感悟去理解,去实践。

    秋风中凋零的树叶飘落在你的肩头,是你与落叶的缘,你可能挥手拂去,这缘就如此短暂。你也可以轻轻拈起,夹在书页中成为记忆的书签。虽然不能时刻拿在手中欣赏,但是当你翻开书的时候,它的芬芳伴着美好的记忆就会温馨你的心田。不要小看叶落肩头的缘分啊,风狂兮、雨淅沥,小小的叶子不落别处,偏偏落在你的肩头,这是何等的巧遇。你不屑一顾拂袖而去,因为你司空见惯了整树的落叶。也许你会信手抚弄一会,然后随手弃之。倘若你能怀着珍惜之心捧在手中仔细欣赏,就会发现它与众不同美丽。叶子随清风而去,缘去不再回头,等你想起珍惜了,为时已晚。可悲的是,也许你永远都不曾想起过那叶落肩头的缘分。

    珍惜朋友间的一句问候,珍惜每一条短信,珍惜妈妈递来的一杯热茶,珍惜儿女的一声撒娇,珍惜爱人的一个眼神,珍惜甜蜜的,也珍惜苦涩的,甚至珍惜每一滴泪水,因为今天的一切都将失不再来!

    朋友,珍惜吧!珍惜“今天”才是最宝贵的。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珍惜指尖敲击键盘的每一下,珍惜每一次心跳和害羞,珍惜每一个笑声。有了珍惜之心何来计较得失恩怨?有了珍惜之心何来子孙不孝?有了珍惜之心便有了长久的爱,有了珍惜之心就少了伤害多了谅解,悲剧就不再上演。珍惜每一个“今天”就是珍惜生命!

    叫一声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珍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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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24 Dec 2007 09:54:30 CST 99
<![CDATA[千年古都 百年奥运]]> .html 千年古都  百年奥运

2008,北京奥运!”这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这是中华民族的奥运情结!这是中华民族风雨过后最绚丽的彩虹!

2008,北京奥运欢迎您!”这是北京的声音,这是中国的声音。这声音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以“嫦娥奔月”般的速度,传遍了神州大地,到达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看大山里的百岁老人笑了,她脸上饱经风霜的皱纹露出了难以抑制的欣喜。听牙牙学语的娃娃会唱歌了——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妮妮我爱你们!

咦,这娃娃唱的不正是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吗?如果将五个福娃的名字连起来念就成了:“北京欢迎您!”五个福娃分别融入了大熊猫,藏羚羊,燕子以及奥林匹克圣火的形象要是您来北京看奥运,福娃们会跳着热情奔放的舞蹈欢迎您。因为,2008北京奥运会会徽的名字就叫“舞动的北京”,它是一方“中国之印”。这方“中国之印”包含着十三亿人口和五十六个民族对北京奥运的祝福,见证着一个拥有古老文明和现代风范的中国,它象征着北京向全世界做出的神圣承诺。

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十分响亮:“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 Dream)。这个口号体现了全世界携手共进的美好梦想,表达了全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虽然,我们的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但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有着一样积极向上的梦想。这一口号将奥运精神深深的铭刻在我们心中,分享奥运成了我们共同的心愿。

记得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主持人说:“2008北京奥运圆了我们百年奥运梦!”当时我就好奇的问妈妈:“‘百年奥运梦’是什么意思?”妈妈说:“1908年我国的一本名叫《天津青年》的杂志曾向所有的中国人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中国何时能派一名选手参加奥运会?二,中国何时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三,中国和能举办奥运会

1932年,刘长春参加了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第一个问题不存在了。

1936年,中国派出了第一支奥运代表队,第二个问题也不存在了。

2008年8月8日,第三个问题即将在北京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908年到2008年正好是一百年,所以称之为‘百年奥运梦’”听完了妈妈的解释我由衷的感叹:“‘百年奥运梦’圆的真不容易呀”我相信,历史将在这一天定格,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太阳和月亮将为这一天作证,开始新的征程。这一天,全世界的目光都将投向千年古都——北京。

想象着北京披上五环旗的样子,我无比的自豪。今天的中国是富强的!今天的中国是伟大的!今天的中国是幸福的!今天的中国是威风的!

我是一名普通的小学生,在祖国这个美丽的花园里,含苞待放。当太阳升起,和煦的微风抚摸着我们时,当夕阳西下,金色的晚霞为我们披上金纱时,我心中充满了温暖。

虽然我的力量是弱小的,但却可以用我的温暖去温暖身边的人。大家互相传递,互相感染。创造出一副爱的链条,将世界紧紧相连。正如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老师曾说过:“是中国人,就要有中国魂!”中国鸿腾万里,像一只久经挫折的雄鹰,又充满活力的气息,有强健有力的翅膀,在世界这片蓝天中久久的翱翔!

历经风雨沧桑,中国不仅以崭新的面貌面向世界,有以神州飞船的速度驰骋世界!中国,一个潜能无限的国家在成长。2008北京奥运让中国有了展示的机会。这就是奥运的魅力!

还记得,2007年7月3日,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宣布北京为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举办城市时,还在上幼儿园的我虽然不懂奥运的概念,却依旧跟着爸爸妈妈为中国申奥成功而欢呼,因为我知道这肯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还记得,平时下课的时候,几个同学围在一起谈论着有关奥运的话题。姚明又进了几球,刘翔又拿金牌了……总之,奥运成了我们聊天的话题。

我庆幸,在我的童年迎来了中国举办的首次奥运会,我相信,在我的一生中,我一定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甚至更多的由中国举办的奥运会。

2008是一个新的开始,希望我们的生活永远和奥运同行。

新北京,新奥运,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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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20 Apr 2008 19:58:50 CST 0
<![CDATA[历史上最大的阴谋:西方国家为什么都来欺负中国!]]> .html 西方国家这次为什么会如次的团结?欧洲的德国、法国,一般是不会冒着这样的风险得罪中国这个经济大国的。伊拉克战争时德国和法国都和中国站在一边,不支持美国对伊动武。为伊拉克而得罪美国,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啊。法国10年前为了不得罪中国,终止了对台军售,损失了几十亿的收入。而为什么今天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公然与中国为敌?难到就是为了和自己根本不相干的西藏和奥运?
       而另一个值得让人思考的问题是,一向是西方老大的美国,为什么这一次这么低调?让英、法、德在前台唱主角?对于西藏,西方国家很清楚,再怎么闹,中国也不可能做出让步。对于奥运,他们也很清楚,就算西方国家没有一个领导人出席北京奥运会,中国也就是面子上过不去罢了,对中国有实质影响吗?没有。
       所以,西藏只是一个幌子,奥运也只是一个幌子。那么他们到底想从中国得到什么? 
       西方国家正面临着10年来经济陷入衰退的危险,他们需要有一个有实力的国家为这次西方经济的衰退买单。不言而喻,他们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中国。 做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对国际经济没有什么研究,但2008年一开始我还是隐约到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现在也就想起了温总理说过的一句话:2008年也许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现在想起正在进行的这场闹剧,真的有点让人毛骨耸然了。美国不是低调,是很冷静,他们早已经不露声色的出招了: 
       1、美元贬值。因为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中国1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人间蒸发了3000亿美元,而且还在继续蒸发中。更要命的是,由于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产品成本增加,沉重的打击中国的出口,许多企业面临倒闭的危险。因为中国企业的倒闭,西方国家生产企业就可以开始生产复苏。 
       2、通过高油价以拖跨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大量的进品原油,而西方国家则不断的提高石油储备,造成高油价一直持续,以增加中国经济建设的成本。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打伊朗的原因:控制石油就是控制了经济命脉。
       3、足涨中国金融泡沫。人民币升值,大量热钱自然要涌入中国,造成中国高成本、高币值的经济泡沫。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就算是背着千夫所指都绝不救市的原因,就是为了打击国际投机资本在中国的恶意圈钱行为,而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成千上万痛不欲生的股民的唾骂而有可能造成国内社会动荡的危险。现在看了,什么西藏事件、抵制奥运都是不足为道的事。
       所以,“西藏”和“奥运”只是西方国家绑架的两个“人质”,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西藏,也不是奥运,而是以此为要挟,要中国为他们的经济衰退买单。不买单:搞乱你,要死大家一起死。买单:坐下来谈,你答应我我就息事宁人!    
       中国政府的冷静是对的,死死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才是关键。经济如果一跨,那就什么都跨了。 国民要冷静,要相互理解,不要给政府出难题。还是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能预料到,我相信政府能从容应对。我们要支持政府打赢这场表面上看起来是舆论战,而事实上是经济的战争  
我们需要更团结  希望大家奔走先告
1、多省油  多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能做车就不要开车 能开窗户就不要开 空调
2、多省电  路灯不用就关掉, 能用耳机就不要开音箱,家电不用就要把整个开关拔下来 又省电又安全 希望政府把夜景工程的灯光就关掉  
3、支持国货 能买到国货就不要买外国货 促进内需 钱要给自己人赚   
4、努力工作 多开发和制造更好的产品  实业才是救国之本
5、尊重自己 尊重国人 不要崇洋媚外  
6、告诉台湾 西藏 包括其他民族的青年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这么痛苦别的国家看不起,因为我们的祖辈太喜欢窝里斗,。  
7、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 中国只有强大才会有更好的家 ,落后就要挨打挨骂  
8、政府在进步 督促政府更快的进步 而不是推到他 那样高兴的是美日 痛苦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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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18 Apr 2008 09:26:49 CST 0
<![CDATA[中央政府、军方、各省市区领导名录]]> .html 2007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常委
胡锦涛(65)(92.10) 吴邦国(66)(02.11) 温家宝(65)(02.11) 贾庆林(67)(02.11) 曾庆红(68)(02.11) 黄 菊(69)(02.11) 吴官正(69)(02.11) 李长春(63)(02.11) 罗 干(72)(02.11)

中央政治局委员
王乐泉(63)(02.11) 王兆国(66)(02.11) 回良玉(63)(02.11) 刘 淇(65)(02.11) 刘云山(60)(02.11) 吴 仪(69)(02.11) 张立昌(68)(02.11) 张德江(61)(02.11) 周永康(65)(02.11) 俞正声(62)(02.11) 贺国强(64)(02.11) 郭伯雄(65)(02.11) 曹刚川(72)(02.11) 曾培炎(69)(02.11)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 刚(65)(02.11)

中央总书记
胡锦涛(65)(02.11)

中央书记处书记
曾庆红(68)(02.11) 刘云山(60)(02.11) 周永康(65)(02.11) 贺国强(64)(02.11) 王 刚(65)(02.11) 徐才厚(64)(02.11) 何 勇(67)(02.11)

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 席 胡锦涛(65)(04.9)
副主席 郭伯雄(65)(02.11) 曹刚川(72)(02.11) 徐才厚(64)(04.9)
委 员 梁光烈(67)(02.11) 李继耐(65)(02.11) 廖锡龙(67)(02.11) 陈炳德(66)(04.9) 乔清晨(68)(04.9) 靖志远(63)(04.9)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吴官正(69)(02.11)
副书记 何 勇(67)(97.9) 夏赞忠(68)(97.9) 李至伦(64)(02.1) 张树田(68)(02.11) 刘锡荣(65)(00.1) 张惠新(63)(02.1) 刘峰岩(67)(02.11) 马 馼(59)(04.1) 干以胜(62)(07.1)
常 委 马志鹏(60)(02.11) 王振川(62) 刘家义 吴玉良 吴毓萍 沈德咏(53) 赵洪祝(60) 黄树贤(59) 解厚铨(62)

中央委员
习近平 马 凯 马启智 马晓天 王 刚 王 晨 王云龙 王云坤 王太华 王正伟 王乐泉 王兆国 王众孚 王旭东 王岐山 王沪宁 王金山 王建民 王胜俊 王鸿举 乌云其木格 邓昌友 艾斯海提·克里木拜 石云生 石秀诗 石宗源 卢展工 田成平 田聪明 白立忱 白志健 白克明 白恩培 司马义·艾买提 列 确 回*良玉 朱 启 乔清晨 华建敏 多吉才让 刘 京 刘 淇 刘云山 刘书田 刘冬冬 刘永治 刘延东 刘华秋 刘志军 刘振华 刘镇武 许永跃 许其亮 孙志强 孙家正 牟新生 苏荣 杜青林 李长江 李长春 李至伦 李兆焯 李安东 李克强 李金华 李建国 李荣融 李栋恒 李贵鲜 李铁林 李继耐 李乾元 李盛霖 李肇星 李德洙 李毅中 杨元元 杨正午 杨怀庆 杨德清 肖 扬 吴 仪 吴双战 吴邦国 吴官正 何 勇 汪光焘 汪恕诚 汪啸风 沈滨义 宋法棠 宋照肃 宋德福 迟万春 张云川 张中伟 张文台 张文康 张玉台 张左己 张立昌 张庆伟 张庆黎 张学忠 张春贤 张俊九 张高丽 张维庆 张福森 张德江 张德邻 陆 浩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 陈云林 陈至立 陈传阔 陈建国 陈奎元 陈炳德 陈福今 罗 干 罗清泉 季允石 金人庆 周 强 周小川 周永康 周声涛 周遇奇 郑万通 郑斯林 孟学农 孟建柱 项怀诚 赵可铭 赵乐际 赵启正 胡锦涛 钮茂生 俞正声 闻世震 姜福堂 洪 虎 贺国强 袁伟民 热 地 贾庆林 贾治邦 贾春旺 柴松岳 钱运录 钱国梁 钱树根 徐才厚 徐匡迪 徐有芳 徐光春 徐荣凯 徐冠华 高祀仁 郭伯雄 郭金龙 唐天标 唐家璇 黄 菊 黄华华 黄晴宜 黄智权 黄镇东 曹刚川 曹伯纯 常万全 符廷贵 阎海旺 梁光烈 隋明太 葛振峰 韩 正 储 波 曾庆红 曾培炎 温宗仁 温家宝 蒲海清 蒙进喜 雷鸣球 虞云耀 路甬祥 解振华 靖志远 廖 晖 廖锡龙 滕文生 薄熙来 戴秉国 戴相龙 魏礼群

中央候补委员
朱祖良 杜学芳 杨传堂 邱衍汉 郑立中 王 君 朱之鑫 全哲洙 杨利民 张华祝 黄 瑶 彭祖意 翟虎渠 王 侠 支树平 刘泽民 刘德旺 杨 晶 宋秀岩 张宝顺 胡永柱 姜大明 高中兴 郭庚茂 黄选平 符桂花 管国忠 石玉珍 白春礼 向巴平措 刘奇葆 孙淑义 杜宇新 李景田 杨永茂 吴玉谦 张孝忠 陈希明 林明月 林树森 罗正富 岳福洪 胡 彪 袁纯清 梁保华 温熙森 白景富 乔传秀 刘石泉 李 克 李春城 杨永良 张 平 张行湘 陈训秋 罗保铭 周生贤 袁守芳 聂卫国 栗战书 徐守盛 马之庚 王明方 仁青加 龙新民 司马义·铁力瓦尔地 朱发忠 刘 鹏 孙 淦 李长印 吴启迪 吴新雄 宋爱荣 范长龙 岳喜翠 黄兴国 曹建明 谢企华 裴怀亮 刘云耕 孙忠同 杜世成 李成玉 沈跃跃 张文岳 欧广源 欧泽高 夏宝龙 息中朝 蒋文兰 谢旭人 薛延忠 王 谦 叶小文 朱成友 李纪恒 吴爱英 吴铨叙 闵维方 姜异康 王三运 刘 玠 吴定富 张 黎 竺延风 奚国华 郭声琨 丁一平 刘明康 陈绍基 周同战 卫留成 李源潮 尚福林 姜建清 潘云鹤 马富才 王正福 朱文泉 孙春兰 林左鸣 王家瑞 吕祖善 刘玉浦 刘粤军 李鸿忠 杨洁篪 秦光荣 陶建幸 王明权 石大华 史莲喜 黄洁夫 舒晓琴 苏新添 张 轩 杜德印 殷一璀 汪 洋 铁 凝 邱学强 张瑞敏 李志坚 吉炳轩 强 卫 熊光楷 令计划 散襄军 许志功 陈 元 邓朴方 苏树林 黄丽满 王洛林 由喜贵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干以胜 马 馼 马子龙 马志鹏 马铁山 王成铭 王同琢 王华元 王寿亭 王志刚 王建宙 王显政 王振川 王莉莉 王唯众 王德顺 尹凤岐 巴特尔 布 穷 田淑兰 白 玛 冯永生 冯健身 邢元敏 朱维群 乔宗淮 任泽民 刘 江 刘丰富 刘志峰 刘晓江 刘峰岩 刘家义 刘锡荣 安立敏 孙文盛 孙宝树 孙载夫 阳安江 李文华 李玉赋 李东生 李有慰 李至伦 李传卿 李运之 李金明 李继松 李雪莹 李崇禧 李清林 杨光洪 杨多良 吴广才 吴玉良 吴官正 吴毓萍 何 勇 沈淑济 沈德咏 张 毅 张凤楼 张树田 张恩照 张钰钟 张惠新 陈 希 陈培忠 陈冀平 林文肯 罗世谦 岳宣义 金银焕 金道铭 周占顺 郑坤生 赵 荣 赵春兰 赵洪祝 胡家燕 祝光耀 祝春林 贺邦靖 秦绍德 聂成根 贾文先 夏赞忠 徐承栋 徐敬业 高俊良 陶方桂 黄丹华 黄远志 黄树贤 黄淑和 黄献中 曹洪兴 曹康泰 常小兵 崔会烈 康日新 梁绮萍 彭小枫 董 雷 董万才 董宜胜 韩长赋 韩忠信 傅克诚 焦焕成 谢作炎 楼继伟 解厚铨 蔡长松 翟小衡 樊守志 滕久明 薛 利 魏建国 魏家福


国家主席
胡锦涛(65)(03.3)

国家副主席
曾庆红(68)(03.3)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长  吴邦国(66)(03.3)

副委员长 王兆国(66)(03.3) 李铁映(71)(03.3) 司马义·艾买提(72)(03.3) 何鲁丽(73)(98.3) 丁石孙(80)(98.3) 成思危(72)(98.3) 许嘉璐(70)(98.3) 蒋正华(70)(98.3) 顾秀莲(71)(03.3) 热 地(69)(03.3) 盛华仁(72)(03.3) 路甬祥(65)(03.3) 乌云其木格(65)(03.3) 韩启德(62)(03.3) 傅铁山(76)(03.3)

秘书长  盛华仁(72)(03.3)
常务副秘书长 王万宾(58)(05.12)
副秘书长 乔晓阳(62) 林文漪(63) 曹卫洲 王庆喜 李连宁(53) 何晔晖(54) 孙 伟 刘振伟(51)(05.1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
主 席 贾庆林(67)(03.3)

常务副主席 王忠禹(74)(03.3)

副主席 廖 晖(65)(03.3) 刘延东(62)(03.3) 阿沛·阿旺晋美(97)(93.3) 帕巴拉·格列朗杰(67)(03.3) 李贵鲜(70)(98.3) 张思卿(75)(98.3) 丁光训(92)(89.3) 马万祺(88)(93.3) 白立忱(66)(98.3) 罗豪才(73)(98.3) 张克辉(79)(98.3) 周铁农(69)(98.3) 郝建秀(72)(03.3) 陈奎元(66)(03.3)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65)(03.3) 徐匡迪(70)(03.3) 李兆焯(63)(03.3) 黄孟复(63)(03.3) 张怀西(72)(03.3) 李 蒙(70)(03.3) 董建华(70)(05.3) 张梅颖(63)(05.3) 张榕明(63)(05.3)

秘书长 郑万通(66)(98.3)
副秘书长 杨崇汇(62)(06.7) 李昌鉴(50) 吴明熹(71) 齐续春(61) 孙怀山(55) 李敏宽(70) 陈明德(67) 朱维群(60) 刘民复(69) 潘贵玉(61) 陈宗兴(64) 陈抗甫(66) 张龙之(60) 卢昌华 王胜洪 索丽生(63) 卞晋平(54) 仝广成


最高人民法院
院 长 肖 扬(69)(98.3)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曹建明(52)(99.10)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姜兴长(61)(98.12)
副院长 万鄂湘(51)(00.4) 张 军(51)(05.8) 黄松有(50)(02.12) 苏泽林(56)(04.6) 奚晓明(53)(04.6) 熊选国(43)(05.8)
党组成员 李玉成(63)(02.12) 李 克(53)(04.11)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王秀红(62) 黄尔梅(56)(06.10) 景汉朝(47)(06.10)


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 贾春旺(69)(03.3)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 张 耕(63)(03.10)
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邱学强(50)(01.6)
副检察长 胡克惠(63)(98.4) 赵 虹(65)(93.8) 王振川(62)(02.12) 朱孝清(57)(04.8) 姜建初(54)(04.8)
党组成员 石生龙(52)(06.8) 张常韧(54)(02.12)
检委会专职委员 戴玉忠(60)(04.10)

国务院
总 理  温家宝(65)(03.3)

副总理  黄 菊(69)(03.3) 吴 仪(69)(03.3) 曾培炎(69)(03.3) 回良玉(63)(03.3)

国务委员 周永康(65)(03.3) 曹刚川(72)(03.3) 唐家璇(69)(03.3) 华建敏(67)(03.3) 陈至立(65)(03.3)

秘书长  华建敏(67)(03.3)
副秘书长 张 平(61)(05.12) 焦焕成(58)(02.7) 徐绍史(01.1) 李适时(54)(03.12) 张 勇(03.12) 项兆伦(07.1)

 

国务院所属各部委

外交部
部 长 李肇星(67)(00.12)
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 戴秉国(66)(03.3)
党委副书记、副部长 杨洁篪(57)(04.12)
副部长 张业隧(54)(03.5) 武大伟(61)(04.8) 吕国增(56)(06.1) 李金章(53)(06.1)
党委委员 乔宗淮(63)(02)
部长助理 李 辉(54)(03.10) 崔天凯(55)(06.1) 何亚非(52)(06.1) 翟 隽(53)(06.7) 孔 泉(52)(06.7)

国防部
部 长 曹刚川(72)(03.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 任 马 凯(61)(03.3)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 陈德铭(58)(06.6) 朱之鑫(58)(03.3)
副主任 王春正(69)(03.3) 张国宝(63)(03.3) 解振华(58)(06.12) 王金祥(60)(05.8) 姜伟新(58)(03.3) 欧新黔(58)(03.3) 张 茅(53)(06.6) 张晓强(55)(03.11) 杜 鹰(55)(05.8) 毕井泉(52)(06.1)
党组成员 彭 森(56)(03.3) 苏 波(52)(05.1)
秘书长 韩永文(52)(06.6)
副秘书长 孟祥岳(54)(03.4) 马力强(54) 杨伟民(51)(06.6)

教育部
部 长 周 济(61)(03.3)
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袁贵仁(57)(01.4)
副部长 章新胜(59)(01.4) 赵沁平(59)(01.4) 吴启迪(60)(03.6) 陈小娅(54)(04.4) 李卫红(52)(05.10)
党组成员 田淑兰(62)(02.3) 郑树山(61)(01.12) 郭向远(54)(05.4)

科学技术部
部 长 徐冠华(66)(01.2)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 李学勇(57)(98.4)
副部长 程津培(59)(00.4) 刘燕华(57)(01.11) 尚 勇(50)(05.1) 曹健林(52)(06.9)
党组成员 吴忠泽(62)(01.1) 张景安(58)(05.1)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主 任 张云川(61)(03.3)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陈求发(53)(05.8)
副主任 孙来燕(50)(04.4) 虞列贵(49)(04.4) 孙 勤(54)(05.8) 金壮龙(43)(05.8)
党组成员 郭炎炎(58)(05.8)
秘书长 黄 强(44)(06.1)
副秘书长 胡亚枫(49)(04.7)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主 任 李德洙(64)(98.3)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杨传堂(53)(06.6)
副主任 杨健强(59)(03.6) 吴仕民(56)(03.6) 丹珠昂奔(52)(06.4)
党组成员 杜 鹃(57)(05.5)
专职委员 王福临 铁木尔 荣仕星(51)(05.1)

公安部
部 长 周永康(65)(02.12)
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 白景富(62)(91.9)
党委副书记、副部长 刘 京(63)(00.10)
副部长 刘金国(52)(05.3) 孟宏伟(54)(04.4) 张新枫(55)(05.3) 刘 德(05.3)
党委委员 祝春林(61) 蔡安季(55)(05.12)
部长助理 郑少东(05.3) 陈智敏(05.12) 孙永波(05.12)

国家安全部
部 长 许永跃(65)(98.3)
副部长 耿惠昌(56) 邱 进 孙永海(57)(05.3) 董海舟 马 建
党委委员 樊守志

监察部
部 长 李至伦(65)(03.3)
副部长 陈昌智(62)(98.11) 黄树贤(59)(01.2) 李玉赋(02.12) 屈万祥(03.12)

民政部
部 长 李学举(62)(03.3)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 李立国(54)(03.11)
副部长 罗平飞(01.5) 姜 力(01.5) 陈杰昌(03.6) 窦玉沛(50)(06.1)
党组成员 刘光和(63)(05.10) 李本公

司法部
部 长 吴爱英(56)(05.7)
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陈训秋(52)(06.4)
副部长 张苏军(52)(05.9) 郝赤勇(52)(06.4) 赵大程(47)(06.4)
党组成员 岳宣义(64)(99.12)

财政部
部 长 金人庆(63)(03.3)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 楼继伟(57)(98.4)
副部长 朱志刚(57)(00.6) 廖晓军(55)(02.7) 李 勇(56)(03.9) 王 军(49)(05.10) 张少春(49)(06.11)
党组成员 金莲淑(65)(94.10)
部长助理 张弘力(57)(05.8) 刘红薇(54)(06.4) 丁学东(47)(06.11)

人事部
部 长 张柏林(65)(03.3)
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尹蔚民(54)(00.12)
副部长 季允石(62)(06.9) 沈跃跃(50)(03.4) 王晓初(54)(03.4) 何 宪(53)(05.3) 陈存根(55)(06.2)
党组成员 李有慰(63)(99.5)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部 长 田成平(62)(05.7)
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孙宝树(57)(07.2)
副部长 张小建(58)(01.6) 刘永富(50)(02.3) 胡晓义(53)(06.2) 袁彦鹏(55)(07.2)
党组成员 崔会烈(63)(01.6)

国土资源部
部 长 孙文盛(65)(03.10)
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李 元(60)(98.4)
副部长 鹿心社(51)(99.5) 贠小苏(57)(04.8) 汪 民(51)(04.8) 王世元(52)(05.12)
党组成员 王寿祥(56)(03.6) 孙志辉(58)(05.11) 孟宪来(61)(02.7) 甘藏春(49)(06.8) 王瑞生(52)(06.8)

建设部
部 长 汪光焘(64)(01.12)
副部长 仇保兴(54)(01.11) 傅雯娟(57)(01.6) 黄 卫(46)(03.8) 齐 骥(53)(01.6)
党组成员 姚 兵(63)(00)

铁道部
部 长 刘志军(54)(03.3)
副部长 彭开宙(54)(01.12) 胡亚东(50)(03.7) 陆东福(03.7) 卢春房(51)(05.3) 王志国(06.8)
党组成员 安立敏 何洪达(53)(03.7) 国一民(06.5)

交通部
部 长 李盛霖(61)(05.12)
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翁孟勇(52)(00.4)
副部长 冯正霖(50)(03.5) 徐祖远(55)(04.4) 黄先耀(53)(04.7)
党组成员 杨利民(59)(06.8)

信息产业部
部 长 王旭东(61)(03.3)
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奚国华(56)(03.5)
副部长 娄勤俭(51)(99.5) 苟仲文(50)(02.3) 蒋耀平(55)(04.4)
党组成员 马军胜(46)(06.11) 李雪莹(66)(00.8)

水利部
部 长 汪恕诚(65)(98.11)
副部长 鄂竞平(51)(03.8) 矫 勇(51)(05.5) 周 英(53)(05.5) 胡四一(53)(05.12)
党组成员 张印忠(62)(05.10)

农业部
部长 孙政才(44)(06.12)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 尹成杰(04.7)
副部长 张宝文(61)(00.3) 范小建(54)(00.12) 危朝安(52)(06.1) 牛 盾(04.7)
党组成员 朱保成(04.12) 朱秀岩(61) 薛 亮

商务部
部 长 薄熙来(58)(04.2)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 于广洲(54)(03.3)
副部长 魏建国(60)(02.1) 马秀红(59)(02.1) 廖晓淇(60)(03.3) 高虎城(56)(03.11) 姜增伟(54)(05.10) 易小准(56)(05.10)
党组成员 王和民(53)(06.5) 部长助理 陈 健(55)(03.3) 傅自应(50)(03.7) 黄 海(60)(03.7) 崇 泉(55)(06.9) 王 超(47)(06.9)

文化部
部 长 孙家正(63)(98.3)
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孟晓驷(51)(97.5)
副部长 陈晓光(59)(01.4) 周和平(58)(01.4) 赵维绥(58)(01.9) 郑欣淼(60)(02.9)
党组成员 常克仁 单霁翔(53)(02.8)
部长助理 丁 伟(51)(05.1)

卫生部
部 长 高 强(63)(05.4)
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王陇德(60)(95.12)
副部长 蒋作君(52)(04.2) 王国强(52)(07.2) 黄洁夫(61)(01.11) 马晓伟(48)(01.11) 陈啸宏(54)(05.1)
党组成员 李 熙(51)(05.5)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 任 张维庆(63)(03.3)
副主任 潘贵玉(61)(03.3) 赵白鸽(55)(03.9) 江 帆(56)(05.8) 王培安(07.2)
党组成员 勾清明(58) 席小平(55)

中国人民银行
行 长 周小川(59)(02.12)
副行长 吴晓灵(60)(00.2) 苏 宁(60)(03.11) 项俊波(50)(04.7) 胡晓炼(49)(05.8) 刘士余(46)(06.6)
党委委员 王洪章(53)(03.11)
行长助理 马德伦(58)(05.4) 易 纲(49)(04.8) 杜金富(53)(06.6)

审计署
审计长 李金华(64)(98.3)
党组副书记、副审计长 令狐安(61)(01.12)
副审计长 刘家义 董大胜(99.12) 余效明(53)(04.8) 石爱中(52)(04.8)
党组成员 孙宝厚(48)(04.12) 安 国(05.4)

 

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 任 李荣融(63)(03.3)
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李 伟(54)(05.10) 王 勇(52)(03.5)
副主任 王瑞祥(59)(03.3) 黄淑和(53)(03.3) 邵 宁(55)(03.5) 黄丹华(49)(06.4)
党委委员 贾福兴(61)(06.4) 张长富

 

国务院直属机构

海关总署
署 长 牟新生(64)(01.3)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署长 盛光祖(00.8)
副署长 李克农(57)(00.8) 刘文杰(63)(01.5) 龚 正(49)(03.3) 孙松璞(58)(03.10)
党组成员 鲁培军 胡玉敏(05.6) 吕 滨(05.12)

国家税务总局
局 长 谢旭人(60)(03.3)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钱冠林(61)(01.3)
副局长 王 力(54)(04.10) 宋 兰(53)(06.12)
党组成员 贺邦靖(61)(94.11) 董树奎(52)(06.12) 董志林(59)(06.12)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局 长 周伯华(59)(06.9)
副局长 李东生(61)(01.12) 刘玉亭(03.5) 刘 凡(03.5) 王东峰(49)(04.8) 钟攸平(55)(05.10)
党组成员 石见元 李建中

国家质量技术检验检疫总局
局 长 李长江(63)(01.3)
党组书记、副局长 李传卿(64)(01.3)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支树平(54)(05.10)
副局长 葛志荣(61)(01.3) 蒲长城(55)(01.3)
党组成员 郭汝斌(62)(01.3) 孙大伟(44)(05.10) 刘平均(55)(05.10) 宋明昌(56)(01.3)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局 长 周生贤(58)(05.12)
副局长 潘 岳(47)(03.3) 张力军(55)(04.12) 吴晓青(51)(05.10) 周 建(54)(06.12) 李干杰(43)(06.12)
党组成员 祝光耀(63)(98.4)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局 长 杨元元(57)(02.5)
副局长 高宏峰(54)(00.4) 杨国庆(58)(01.5) 王昌顺(50)(04.9) 李 健(48)(07)
党组成员 严智泽(61)(02.9)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局 长 王太华(62)(04.12)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赵 实(54)(98.4)
副局长 张海涛(56)(98.4) 胡占凡(54)(01.4) 雷元亮(59)(03.8) 田 进(50)(04.8)
党组成员 王莉莉(58)(03.5) 赵化勇(59) 杨 波(61) 王庚年(51)(04.12)

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
署 长 龙新民(61)(05.12)
党组副书记、副署长 柳斌杰(59)(02.4)
副署长 李东东(56)(06.12) 邬书林(53)(04.11) 阎晓宏(52)(06.12) 孙寿山(50)(06.12)
党组成员 王立英(53)(05.3)

国家体育总局
局 长 刘 鹏(56)(04.12)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胡家燕(62)(05.12)
副局长 于再清(56)(99.5) 段世杰(55)(99.5) 王 钧(58)(03.11) 冯建中(05.8) 肖 天(52)(05.8)
局长助理 崔大林(58)(03.11) 蔡振华(46)(05.7) 晓 敏(51)(05.7)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局 长 李毅中(62)(05.2)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王显政(61)(05.2)
副局长 王德学(53)(05.2) 孙华山(47)(05.2) 梁嘉琨(56)(05.2)
党组成员 赵铁锤(56)(05.2) 赵岸青(63)(05.2)

国家统计局
局 长 谢伏瞻(53)(06.10)
副局长 林贤郁 张为民(04.7) 徐一帆(54)(04.8) 谢鸿光(06.7) 许宪春(51)(06.7)
党组成员 章国荣 权贤佐

国家林业局
局 长 贾治邦(61)(05.12)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李育才(59)(98.3)
副局长 雷加富(58)(01.2) 祝列克(50)(01.11) 张建龙(50)(03.9)
党组成员 杨继平(60)(99.3)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局 长 邵明立(56)(05.6)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刘 怡(54)(06.4)
副局长 惠鲁生 张敬礼 吴 浈(49)(06.9)
党组成员 曲淑辉(06.3)

国家知识产权局
局 长 田力普(54)(05.6)
副局长 林炳辉(57) 张 勤(51) 李玉光(54) 贺 化(04.8) 杨铁军(52)(06.7)
党组成员 邢胜才

国家旅游局
局 长 邵琪伟(54)(05.3)
副局长 张希钦(60) 顾朝曦(49)(00.9) 王志发(05.6) 杜一力(53)(06.5)
党组成员 王 军

国家宗教事务局
局 长 叶小文(57)(98.3)
副局长 王作安(49) 齐晓飞(50) 蒋坚永(50)(05.6)

国务院参事室
主 任 崔占福(65)(03.1)
副主任 蒋明麟(65)(01.1) 陈鹤良(58)(95.6) 张占弄(04.10)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局 长 焦焕成(58)(97.5)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吕世光(52)(98.4)
副局长 寻寰中(53)(98.11) 高 翔(54)(00.12) 鉴保卫(54)(04.12)
党组成员 李宝荣(49)(04.11)

 

国务院办事机构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主 任 陈玉杰(66)(03.1)
副主任 李海峰(58)(94.9) 赵 阳(56)(01.3) 许又声(50)(01.3)
党组成员 林文肯(62)(03.8)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主 任 廖 晖(65)(97.8)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 陈佐洱(64)(98.2)
副主任 周 波(03.5) 张晓明(43)(04.7)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主 任 曹康泰(02.9)
副主任 宋大涵 张 穹(58)(03.6) 汪永清(48)(03.6) 郜风涛(47)(04.10)

国务院研究室
主 任 魏礼群(63)(01.2)
副主任 侯云春(55)(02.4) 丘小雄(03.6) 李炳坤(04.8) 江小涓(50)(04.8)
党组成员 宁吉喆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主 任 李至伦(65)(03.3)
副主任 屈万祥 刘 越(05.6) 董仲波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新华社
社 长 田聪明(64)(00.6)
总编辑 南振中(64)(00.6)
党组副书记、副社长 何 平(50)(01.5)
副社长 马胜荣(61)(00.8) 鲁 炜(47)(04.5) 崔济哲(57)(05.5)
党组成员 李洪峰(57)(04.12)
秘书长 张 锦(53)(06.1)

中国科学院
院 长 路甬祥(65)(97.7)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白春礼(55)(96.4)
副院长 江绵恒(54)(99.11) 陈竺(54)(00.10) 施尔畏(52)(04.1) 李家洋(51)(04.1) 李静海(51)(04.2)
党组副书记 方 新(52)(05.1)
党组成员 郭传杰(63)(97) 王庭大(61)(05.1) 李志刚(53)(04.3) 何 岩(48)(05.1)
副秘书长 沈保根(55) 郭华东(57) 曹效业(50)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院 长 陈奎元(66)(03.1)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冷 溶(54)(04.11)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李慎明(58)(98.10)
副院长 陈佳贵(63)(98.10) 朱佳木(61)(00.12) 高全立(57)(00.8) 武 寅(57)(06.9)
党组成员 李秋芳(53)(03.8) 黄浩涛(00.6)

中国工程院
院 长 徐匡迪(70)(02.5)
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潘云鹤(61)(06.6)
副院长 邬贺铨(64)(02.5) 刘德培(57)(02.5) 杜祥琬(69)(02.5) 旭日干(67)(06.6)
副秘书长 白玉良 石立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主 任 王梦奎(69)(98.3)
党组书记、副主任 张玉台(62)(04.11)
副主任 孙晓郁(61)(96.11) 李剑阁(58)(03.4) 刘世锦(52)(05.3)

国家行政学院
院 长 华建敏(67)(03.3)
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姜异康(54)(06.7)
副院长 唐铁汉(61)(95.6) 陈伟兰(58)(00.11) 洪 毅(53)(05.6) 袁曙宏(49)(03.8) 韩 康(56)(04.8)
党委委员 周侠平 杨文明(53)(04.7)

中国地震局
局 长 陈建民(51)(04.12)
副局长 岳明生(60)(96.2) 刘玉辰(55)(99.3) 赵和平(50)(02.1) 修济刚(51)(05.8)
党组成员 张友民(54)(06.3)

中国气象局
局 长 秦大河(60)(00.11)
副局长 郑国光(48)(99) 许小峰(50)(01) 王守荣(57)(04.12) 宇如聪(45)(04.12) 张文建(52)(06)
党组成员 孙先健(58)(99) 沈晓农(46)(04.11)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主 席 尤 权(06.12)
副主席 史玉波(53)(02.10) 王禹民(52)(04.11) 王野平(51)(06.4)
党组成员 江 岩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 席 刘明康(61)(03.3)
党委副书记、副主席 蒋定之(53)(05.12)
副主席 唐双宁(53)(03.5) 蔡鄂生(56)(05.12) 郭利根(52)(05.12)
党委委员 胡怀邦(52)(05.2)
主席助理 王兆星(48)(05.6) 王华庆(54)(05.1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 席 尚福林(56)(02.12)
党委副书记、副主席 范福春(59)(97)
副主席 屠光绍(48)(02.7) 桂敏杰(54)(04.7) 庄心一(52)(05.2)
党委委员 李小雪(59)(03.11)
主席助理 姚 刚(45)(04.7) 刘新华(52)(06.7) 姜 洋(51)(06.7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 席 吴定富(61)(03.3)
党委副书记、副主席 李克穆(55)(03.3)
副主席 魏迎宁(57)(03.5) 周延礼(51)(05.9)
党委委员 陈新权(53)(05.12) 赵杰兵(03.3)
主席助理 袁 力(45)(05.12) 陈文辉(44)(05.1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理事长  项怀诚(68)(03.3)
副理事长 高西庆(54)(03.2) 解学智(50)(04.11) 王忠民(50)(04.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主 任 陈宜瑜(63)(03.12)
副主任 朱道本(65) 朱作言(66) 王 杰(51) 沈文庆(62) 孙家广(61)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 坚(63)(04.2)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高鸿宾
副主任 王国良 蒋晓华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主 任 高祀仁(63)(02.8)
常务副主任 王凤超(62)(00.1)
副主任 彭清华(50)(04.1) 郑坤生(63)(00.1) 李 刚(52)(03.9) 郭 莉(55)(03.9) 周俊明(03.9) 黎桂康(60)(04.1)
主任助理 王如登 陈山玲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主 任 白志健(59)(02.7)
副主任 徐 泽(04.7) 王今翔(02.7) 高 燕(49)(06.9) 陈启明(54)(06.9)


中共中央组成部门
中央组织部
部 长 贺国强(64)(02.10)
常务副部长 赵洪祝(60)(00.8)
副部长 张柏林(65)(97.10) 王东明(51)(02.9) 沈跃跃(50)(02.11) 李建华(53)(04.1) 欧阳淞(05.7) 李智勇(05.7)
部务委员 张纪南(50)(04.6) 王尔乘(04.7) 傅思和(58)(06.4)
秘书长 高世琦(06)

中央宣传部
部 长 刘云山(60)(02.10)
常务副部长 吉炳轩(56)(01.8)
副部长 王太华(62)(04.12) 蔡 武(58)(05.8) 雒树刚(00.4) 高俊良(00.9) 李从军(58)(01.3) 李东生(52)(02.5) 欧阳坚(50)(05.11)

中央统战部
部 长 刘延东(62)(02.12)
常务副部长 朱维群(60)(99.2)
副部长 李德洙(64)(92.8) 胡德平(65)(98.9) 黄跃金(54)(03.9) 楼志豪(57)(03.4) 陈喜庆(51)(03.4) 斯 塔(53)(06.8)
秘书长 游洛屏

中央对外联络部
部 长 王家瑞(58)(03.3)
副部长 马文普(62)(97.6) 张志军(54)(00.9) 刘洪才(52)(03.6) 陈凤翔(52)(06.1)

中央办公厅
主 任 王 刚(65)(99.4)
副主任 由喜贵(68)(97.10) 令计划(51)(99.12) 樊士晋(03.1) 赵胜轩(06.12)

中央党校
校 长 曾庆红(68)(02.12)
常务副校长 苏 荣(59)(06.6)
副校长 王伟光(57) 李君如(60)(00.4) 石泰峰(51) 孙庆聚
校委委员 郝时晋 李书磊(43) 李兴山(62)

人民日报社
社 长 王 晨(57)(01.8)
总编辑 张研农(59)(03.2)
副社长 朱新民 何崇元(54)(05)
副总编辑 李德明 陈俊宏 米博华(53)(05) 马 利(53)(06.12) 杨振武(55)(06.12)
党组成员 崔运玺
秘书长 张德修

中央党史研究室
主 任 李景田(59)(05.7)
副主任 王伟华(98.12) 谷安林(00.12) 张启华 李忠杰(55)(03.7)
委 员 黄修荣 章百家 黄小同

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 任 滕文生(66)(02.10)
副主任 杨胜群(56) 陈 群 黄 峥 李 捷 董 宏(54)(06.6)
党组成员 沈学明 陈 晋

中央编译局
局 长 韦建桦(96.7)
副局长 李其庆 俞可平(48) 张卫峰 魏海生
秘书长 张海滨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书 记 华建敏(67)(03.4)
常务副书记 杨衍银(61)(04.10)
副书记 杜学芳(58)(06.11) 李 宏(06.8) 黄燕明(02.3) 邵旭军(05.12)
委员 张德成 陈祥如

中央直属机关工委
书 记 王 刚(65)(99.3)
常务副书记 孙晓群(63)(04.6)
副书记 孙 淦(61)(06.12) 吴毓萍 何虎林(03.3) 赵 凯(04.7) 杨金永(06.7)
委员 孙宝树(57) 赵广召

中央政法委
书 记 罗 干(72)(98.4)
副书记 周永康(65)(02.12)
委 员 肖 扬(69) 贾春旺(69) 许永跃(65) 王胜俊(61) 吴爱英(56)
秘书长 王胜俊(61)
副秘书长 陈冀平 周本顺(54)(03.11)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主 任 罗 干(72)
副主任 周永康(65) 肖 扬(69) 贾春旺(69) 王胜俊(61)(06.1) 陈冀平(06.1)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李铁林(64)(02.11)
副主任 令计划(51)(00.8) 李适时(54) 王澜明(59)(01) 黄文平(04.1) 吴知论(04.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吉炳轩(56)(05.11)
副主任 翟卫华

中央政策研究室
主 任 王沪宁(53)(02.10)
常务副主任 郑新立(62)(00.6)
副主任 何毅亭(00.6) 方 立 王天增(05.3)
秘书长 纪玉祥

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主 任 陈云林(66)(96.11)
常务副主任 郑立中(56)(05.5)
副主任 王富卿(61)(00.4) 孙亚夫(55)(04.2) 叶克冬(47)(06.7)
主任助理 陈元丰(06.7) 李亚飞(06.7)

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主 任 蔡 武(58)(05.8)
副主任 李 冰(94.2) 蔡名照(52)(01.5) 王国庆(55)(00.5) 钱小芊(52)(04.2)

中央外事办公室
主 任 戴秉国(66)(05.4)
副主任 裘援平 陈小工(58) 杜起文(55)(06.10)

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
馆 长(局长) 杨冬权(52)(00.5)
副馆长(局长) 段东升(53)(05.3) 李明华(48)(05.3) 李和平(55)(05.11) 杨继波(51)(06.7)

中央保密委员会
主 任 罗 干(72)
办公室(国家保密局)主任(局长) 夏 勇(46)(05.5)
办公室(国家保密局)副主任(副局长) 闻荣友(06.3) 丛 兵(06.3)

中央警卫局
局 长 由喜贵(68)
副局长 廖朝纲

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
局 长 张建平
常务副局长 许士平
副局长 屈春利 王建中 刘鲤生

求是杂志社
社 长 吴恒权(03.12)
总编辑 李宝善(52)(03.12)


主要社会团体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主 席 王兆国(66)
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 孙春兰(57)(05.12)
副主席 孙宝树(57) 乔传秀(53)(06.12) 王东进(62) 张榕明(63) 王瑞祥(59) 徐振寰(56) 陈秀榕(54) 徐德明(54) 董 力(56)(06.12)
书记处书记 孙宝树(57) 乔传秀(53)(06.12) 徐振寰(56) 徐德明(54) 董 力(56)(06.12) 张鸣起(54) 张秋俭(51) 陈荣书(51)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主 席 顾秀莲(71)
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党组书记 黄晴宜(63)
副主席 巴桑(70) 沈淑济(63) 谢丽娟(71) 刘雅芝(64) 汪纪戎(63) 张梅颖(63) 陈秀榕(54) 黄彦蓉(52) 吴启迪(60) 莫文秀(55) 赵少华(55) 刘晓连(58) 洪天慧(56)(05.12)
书记处书记 沈淑济(63) 陈秀榕(54) 莫文秀(55) 赵少华(55) 洪天慧(56) 甄 砚 张世平 王乃坤(05.12)

共青团中央
书记处第一书记 胡春华(44)(06.11)
书记处常务书记 杨 岳(39)(05.12)
书记处书记 尔肯江·吐拉洪(42)(03.7) 王 晓(39)(03.7) 张晓兰(41)(03.7) 贺军科(38)(05.12) 卢雍政(40)(05.12)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
主 任 白立忱(66)(99.1)
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任 周声涛(63)(03.2)
党组副书记 王 君(55)(06.10)
副主任 李春生 顾国新 赵显人
党组成员 佟宝君 于培顺

 

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

国家信访局
局 长 王学军(55)(04.2)
副局长 卫金木(61)(00.7) 尹希波(59)(00.7) 王石奇(57)(04.12) 许 杰(52)(05.6) 王耀东(50)(06.4) 张彭发(56)(06.4)

国家物资储备局
局 长 苏 波(52)(04.1)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贾建华(57)(04.1) 宋红旭(46)(05.7)
副局长 刘小江(53)(04.1) 李上钦(53)(04.1)
党组成员 王会民(55)(04.1) 李玉森(60)(04.1) 芮执多(41)(05.12) 姜在君(44)(06.9)

国家粮食局
局 长 聂振邦(56)(00.5)
副局长 郄建伟(57)(00.3) 任正晓(48) 张桂凤(56)(01.5) 曾丽瑛(48)(04.6)
党组成员 杨 兵(57)(00.9)

国家烟草专卖局
局 长 姜成康(57)(02.6)
副局长 张保振(01.3) 何泽华(03.7) 李克明(03.7) 张 辉(04.8)
党组成员 潘家华(05.1)

国家外国专家局
局 长 季允石(62)(06.9)
副局长 李 兵 张建国 孙照华

国家海洋局
局 长 孙志辉(58)(05.11)
副局长 陈连增 张宏声(00.9) 王 飞(04.8) 王 宏(06)
党组成员 周茂平(04.8)

国家测绘局
局 长 鹿心社(51)(05.11)
副局长 王春峰(98.1) 李维森(01.6) 宋超智(04.11) 谢经荣(45)(04.11) 闵宜仁(43)(06.12)
党组成员 罗 兰(97.8)

中国地质调查局
局 长 孟宪来(61)(04.8)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 王宝才(05.1)
副局长 张洪涛(05.1) 王学龙(05.1)
党组成员 李广涌(05.1) 周家寰(05.1)

国家邮政局
局 长 马军胜(46)(06.11)
党组副书记 盛汇萍(60)(06.11)
副局长 徐建洲(06.11) 苏 和(06.11) 王渝次(54)(06.11)

国家文物局
局 长 单霁翔(53)(02.8)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张 柏(58)(97.3)
副局长 董保华(53)(97.3) 童明康(52)(04.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局 长 王国强(52)(07.2)
副局长 房书亭(60)(00.11) 吴 刚(54)(04.4) 于文明(44)(04.4) 李大宁(54)(05.4)

国家外汇管理局
局 长 胡晓炼(49)(05.3)
副局长 李东荣(53)(02.3) 魏本华(03.8) 邓先宏(51)(04.10) 方上浦(51)(06.06)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局 长 赵铁锤(56)(05.2)
副局长 付建华(49)(05.2) 王树鹤(53)(05.2) 彭建勋(56)(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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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29 Feb 2008 15:54:25 CST 0
<![CDATA[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召开]]> .html  为缅怀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表达安徽人民对他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之情,2003年12月22日,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合肥召开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座谈会特地邀请了当年受到毛泽东同志亲切接见和曾接受毛泽东同志视察的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到会,大家共同回忆和畅谈了被接见、视察时的幸福情景和感受。
  座谈会上,各位老同志和有关单位的负责人深切缅怀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深情回忆了毛泽东视察安徽的一情一景和他对安徽人民的无限关怀,言谈之中表现出安徽人民对毛泽东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之情。
  省级老同志王光宇、郑锐,五次见过毛主席的省广电厅原厅长刘星出席了座谈会并发了言,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聂皖辉主持了会议。
  
  王光宇:毛泽东同志生前对安徽的各项建设事业和发展十分关心和重视,曾多次亲临安徽视察,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多次途经安徽,听取工人汇报并作重要指示。
  1950年夏,淮河发生了大洪灾,淮河两岸3400多万亩良田被洪水吞没,1300多万农民沦为灾民。当毛主席看到皖北灾情报告时,潸然泪下。他在灾情报告上两处重重地划上横杠,并当即批示:“请令水利部限自作出导准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开始动工。”从7月20日到8月3日,毛主席连批3份关于淮北灾情报告给周总理,督促治淮工程早日动工。不久,毛主席又给周总理写信,要求“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察,早日计划,早日开工。”1951年5月,当各项治淮工程顺利进展时,中央治淮视察团来到治淮工地,送来了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嘱托和期望。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经过淮河儿女的共同努力,淮河治理已初见成效。
  毛主席还十分关心安徽的水利建设。1958年9月17日,毛主席来到省博物馆视察,他用了大半天时间先后参观了工业、农业、矿产、轻工、交通、历史、文物、卫生等21个陈列馆。毛主席在水利馆参观时,对淮北的河网化图上的红绿线十分感兴趣。他看得十分细致,详细询问河网图上的红绿线表示什么。时任省委基建部长的张祚荫解释说:“红线表示没有挖成的河道,绿线表示已挖成的河道。整个淮北地区已挖成的大、中、小河道共9100多条。”毛主席听了后赞叹地说:“啊,大工程!明年开全国党代表大会时,你们应该把这张图挂到北京去。”后来,有一次毛主席在武汉开会,还专门要了我们安徽的河网化图。在1964年我跟李葆华到江苏汇报情况时,毛主席还专门问到了我们安徽的水利建设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先后5次视察安徽。其中,1958年9月和1959年10月毛主席到安徽来视察时,我都参加了陪同。毛主席每到一地,总是深入基层第一线,详细询问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他在视察舒城舒茶人民公社时,指示说:“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舒茶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先后修建了九一六、九一九、东山等成片茶园。
  1965年11月14日,毛主席停车蚌埠,约召李葆华、李任之和我向他汇报工作。毛主席对安徽的矿产资源十分关心,他问我们:“安徽有多少煤?据说濉溪煤矿很大,储量多少?”李任之和我将沿江及淮北地区的煤炭储量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当李葆华介绍到安徽党政机关干部下基层情况时,毛泽东接过话题说:机关可以留1/3,2/3下基层。机关人越多事情越难办。毛主席在和大家谈到工作方法时说:只有一般号召,没有具体指导;只有领导核心,不与群众结合;只到群众中去,不从群众中来,是不行的!只剩光杆,怎么能领导呢?芽干什么事情都要走群众路线。当李葆华向毛主席介绍到1965年安徽的秋种情况时,毛主席说:安徽各种资源和经济作物都有。今年庄稼长势不错,麦子比去年种得好,在车上就看到了麦苗很整齐。在谈到粮食征购问题时,毛主席又关切地说:你们不要调出8?郾5亿斤,给中央少调一点嘛。要稳重,不要冒失,要藏粮于民。毛主席还就如何搞好省限关系问题,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日理万机,日夜操劳,时刻不忘安徽的建设和百姓的生活,使我们深受感动。
  
  郑 锐:1958年9月和1959年10月毛主席两次视察省城合肥时,我任省委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省委让我负责毛主席来安徽的接待、保卫的组织工作,我非常高兴,全身是劲,感到十分光荣。同时,也感到这是一项特殊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不能有丝毫疏忽。根据毛主席的一些工作和生活习惯,比如不住楼房、夜里工作、睡硬板床、爱看史志等等,省委要我们做好接待准备。那个时候,物质条件很差,合肥的江淮旅社和稻香楼宾馆没有一处适用的平房。曾希圣交待我们尽快在稻香楼建了一幢普通砖瓦结构、简单实用的小平房,取名“西苑”。1958年9月16日下午7点多钟,毛主席从安庆乘汽车经舒茶公社到达合肥,就下榻这座平房。室内陈设简单整洁,办公桌上放了歙砚、宣纸、徽墨、毛笔,在他的床头还放了一些史籍和安徽、合肥的方志。毛主席吃的饭菜很简单,也没有作陪的,一般是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有辣椒和红烧肉就行。吃完饭总是用茶水荡荡饭碗,哪怕是碗里的几粒饭,也连同茶叶一起吃进去。
  曾希圣向毛主席请示了两件事:一是请为安徽大学题写校名;二是省会是否搬迁芜湖。毛主席不顾视察的疲劳,于16日深夜欣然命笔,校名一挥而就。接着又写信曾希圣说:“校名遵嘱写了四张,请选用。”又说,这次来皖“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以为如何?”对省会在合肥也作了肯定表示。毛主席在信中用“遵嘱”、“请选用”、“以为如何?”等谦辞,丝毫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下属的指示、教训的口气,完全是同志式的平等交流、谦虚谨慎的商量。
  毛主席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凡是事关群众痛痒的问题都十分关注,始终挂在心上。1958年9月18日下午,毛主席到省委钢铁厂视察时,握住青年砌炉工人彭望远的手,关切地问:“有没有休息时间?”小彭回答:“还是有的。”主席做着手势嘱咐道:“你的胡子该剃剃了!”这天,已经是傍晚了,毛主席还视察了设在稻香楼附近稻茬田里的新式农具展览。新式农具多是木制的。主席说:“在所有的创造中木工最有用武之地。”并同木工师傅高友萱握手致谢。
  1959年10月27日,毛主席再次来到合肥,他还住在上次住的那个“西苑”小平房里。第二天,主席提出要到农村看看。下午到大蜀山北边的范小店,详细询问了蜀山公社的生产和社员生活情况。在沼气站,他看了锅上看锅下,看了烧饭看炒菜。主席还问,沼气灯能点多久,能不能点长些时间?并说,把储气缸搞大点,多点几盏灯,晚上好照亮学习。
  这里特别需要说到的是,毛主席同合肥广大干部群众会见的热烈场面,也是全国惟一的一次会见几十万群众的隆重场面。1958年9月16日,随同毛主席来安徽视察的张治中先生说:我们家乡的人都想见见您。毛主席欣然答应。这样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让我们都很兴奋,我们立即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9月19日下午,本来下着雨,2点15分的时候,忽然雨止天晴,阳光透过薄云洒向大地。毛主席接见省直机关处以上干部并与他们合影后,由曾希圣陪同乘着那辆我们从南京军区借来的绿色苏式敞蓬汽车,我和合肥市委书记刘征田、公安厅长邢浩乘一辆吉普车为前导,从稻香楼出发,沿着金寨路、长江路、胜利路前往合肥火车站。沿途20多万人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多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毛主席万岁!这发自肺腑的欢呼,响彻十里长街。毛主席慈祥地向欢呼雀跃的人群频频招手。5公里的路程,车行半个多小时才到火车站。毛主席站在台阶上摘下帽子,面对站前广场上如潮的欢送群众一再挥帽致意……我和大家一样,久久沉浸在光荣与幸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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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20 Feb 2008 16:32:57 CST 0
<![CDATA[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次预演]]> .html 曾希圣‘左’后纠‘左’”

如何评价曾希圣其人?作为一个安徽籍的人,我的家人、亲友、儿时同学和众多的乡亲,在“大跃进”的“五风”中受尽了苦难,其中一些人在那场灾难中饿病而死,有的全家死光。每次回乡,亲友家人说起“1960年”的灾难,就要骂当时的错误政策,骂“五风”,最后总要连上当时的省委领导曾希圣。而一说起他,哪怕是事过多年之后,乡亲们仍然怒气难平,不能原谅他。其实,对曾希圣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不仅是我的家乡淮北有,在安徽全省也不在少数。但是,冷静下来作一番理性思考,又觉得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由于中央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出现全国性的“左”倾错误,显然不可把罪责全都算到某个地方领导人的身上。今天我们来总结经验,应当有历史的眼光,要着眼于研究“左”倾错误,不要过多过严地追究曾希圣个人的责任。再说,他在犯了“左”的错误,造成严重后果之后,敢于面对现实,改正错误,倡导在全省实行的“责任田”,不是被全省人民称之为“救命田”吗?对他的这些“功”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为了探讨如何评价这位安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何真实地描述安徽实行“责任田”的这段史实,2002年春天,我又一次来到合肥,拜访当年在曾希圣身边工作过、亲历过“责任田”的历史见证人。他们向我全面介绍了曾希圣在安徽的情况,表明了他们经多年思考、研究得出来的观点。曾经担任过曾希圣秘书的周曰礼给我提供了他刊于《安徽责任田资料选编》的文章《安徽推行责任田前前后后》,省委办公厅提供了安徽省农经委和档案局1987年5月编印的《安徽责任田资料选编1961—1963》等重要史料。原省农村经济委员会的江鲲池还给了我一篇他介绍曾希圣的发表于《人物》杂志(1997年第5期)的文章,题目是《曾希圣“左”后纠“左”》。这个题目概括了他对曾希圣其人的评价。江鲲池说,“左”后纠“左”,一句话里有两点主要内容:一是他在安徽的工作中犯了“左”的错误,这是历史事实,不说就不合安徽的实际,也无法向安徽人民交待;二是他在犯“左”的错误之后,确实敢于面对现实,果敢地采取措施,纠正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 这也是历史事实。我们要全面、公正地评价这个历史人物。不能因为他有“左”的错误,就否定他纠“左”、推行“责任田”的功绩;也不能因为他有了纠“左”的行动,就忽视他犯的“左”倾错误。只有承认这两点,才能全面、正确认识曾希圣其人,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评价安徽的那段历史。
我在写作本文有关曾希圣的内容时,参阅了《安徽责任田资料汇编1961—1963》,还有周曰礼及江鲲池等给我提供的资料。
江鲲池的文章认为,曾希圣在安徽犯了“左”倾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用曾希圣自己的话来说,是对安徽人民“犯了罪”,但他不是一个文过饰非、坚持错误的人。“就在‘左’的做法造成重大失误,给安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即‘饿、病、逃、荒、死’的严重情况发生不久,曾希圣便在严峻冷酷的形势面前开始醒悟了。在那个‘左’的路线严重的年代,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左’转向了当时人们称之为‘右’的那边。”
曾希圣开始认识到“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并想着解决安徽农村的问题,大约是从1960年春天他发现农村人口大批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情况之后开始的。
1960年12月,曾希圣在济南(当时他身兼安徽、山东两省第一书记,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极为少见)给安徽省委打电话,就解决农村问题作了指示,并对自己思想和工作方面的情况做了检查。他在电话中讲了以下几点:
(1)干部作风问题。“五风”很严重,特别是“浮夸风”,好事都夸大,坏事都被隐瞒或缩小。这些东西不下狠心是不容易改掉的。干部为了自己的面子,不顾群众生活,甚至不顾群众死活,这要下决心整好。我过去对揭盖子决心不大,在认识上是错误的,要下决心改过来,彻底地揭。不揭开,作风不纠正,群众情绪就不能扭转过来。
(2)退赔问题。要下狠心,坚决退赔,要倾家荡产。群众要什么就赔什么,要房子赔房子,没有房子就把招待所分给群众住,招待所的被子也可以拿出退赔。以后开会没有被子盖,就采取过去的办法,干部自己背背包,自己盖草棚子。办公桌也可以拿出来赔。自己苦一两年。总之,要倾家荡产,才能把群众情绪扭转过来,要使干部感到痛。否则,“共产风”是克服不了的。
(3)群众生活问题。去冬今春,我们犯下不能容许的错误,农村非正常死亡很严重,死了许多人,主要是下面不能向我们讲实话。我们有官僚主义,工作不深入,没有及时发现。今后不能再发生这样的问题了,再发生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犯罪了。
这时,曾希圣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安徽工作中发生的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死人问题,我没有摸到底,被1957年高产量蒙蔽住了。张恺帆说的一些话我们应该接受,如他说,打肿脸充胖子。如果我们少调一些粮食出去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至少问题不会如此严重。”“现在的问题不是去追究谁的责任,当然不能要求事先完全预料到,但问题一露头,就能认识就好了。”
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是共产党员,要对人民负责。不能明明看到过去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而不抛弃。”“农村经济的衰退,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出现,不仅证明了我们过去的工作方针是错误的,也可以说是对人民犯了罪。现在任何的私心杂念,都是我们对人民犯下的新罪。”他说,“安徽问题我应负主要责任,我对人民犯了罪,我要戴罪立功。”
1961年7月,中共安徽省委在岳西县石关镇召开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进行“整风”,批判“左”倾错误。曾希圣主持了这次整风会议,再一次对1957年以来安徽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产生的原因、经验及教训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检查和分析。会议的指导思想明确:批“左”;中心内容突出:纠正“五风”;矛头集中:批评省委。
曾希圣在会上作了检查。他诚恳地讲了自己和省委领导从1957年以来的主要错误:“一是把农村中存在的‘左’估计为右,反右中错斗了人,破坏了民主,堵塞了言路。二是把减产当成增产,因而高征购,粮食安排不落实,发生饥饿和非正常死亡。三是‘大办’搞得过多,如大办水利,大办土铁路,大办钢铁,大办交通运输,大办养殖场等等,过多地占用了农村的劳动力,因而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四是工效要求过高,不注意劳逸结合,如在水利建设上曾提出每人每天要挖三四十方土方,因而严重地影响了群众身体健康。五是对有些严重问题没有根据个别事例去认真地进行普遍检查,全面地加以解决,如非正常死亡问题,不是一点没有发现,而是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所以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鉴于上述失误,曾希圣总结了工作中必须汲取的14点教训。
一、不要怕被人说落后而蛮干,蛮干必然使工作遭受损失。
二、不要盲目赶风头,糊里糊涂跟着干,要择其善者而从之。
三、不要急于求成,超过了实际可能,就会助长强迫命令风。
四、首先要抓好农业,安排好农、轻、重的比例。
五、不要片面追求任务而不顾政策,粮食征购过了头,造成严重的后果。
六、切忌只讲成绩,不讲缺点,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关系来掩盖错误。
七、要如实反映情况,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八、对群众不要有恩赐观点,不能包办一切。
九、不要满足于表面上轰轰烈烈,要脚踏实地,讲求实效。
十、要经常研究农民要求。
十一、不要被框框束缚,要实事求是地摸清问题,对症下药。
十二、不要乱戴帽子,要充分发扬党内外民主。
十三、要提高理论水平,搞清楚界限,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
十四、安徽工作中的问题,首先应该由省委负责,省委中首先应该由我负责,不能推卸责任。
曾希圣认识自己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不仅表现在他对错误作出了比较深刻、全面的检查,并尽可能地从理论的高度总结教训,更表现在他彻底地改正错误、以功补过的决心上。
严酷的事实促使他开始思索。尽管在安徽农村的问题产生时他还认为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对于“大跃进”中产生的问题,他认为是个别的不是全局性的,是“树木”不是“森林”;然而,后来,不断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使他逐渐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
有一件事对他震动很大。1960年春节,曾希圣回到了阔别36年的故乡湖南省资兴县曾家村。在家乡,他感受到了浮夸风的严重。为了让曾希圣看到故乡的“大好形势”,公社负责人事先布置好向他说假话,让他看假情况。只有老实巴交的叔父向他发了火,说了真情:“哪见现在这么个场伙,白天做事磨洋工,晚上打着火笼开夜工。人累死了,活没干到,产量也极低……”
之后许多情况引起他的怀疑:说社里队里养了那么多猪,可走了几家,过年怎么就那么一点猪肉呢?还有粮食,说亩产超万斤,那么多谷子,装哪儿去啦?第二天,大年初一。曾希圣给乡亲们拜年,拜完年,他绕着村子转了转,看看山,山上光了;看看园子,园子里没有一棵菜……他私下里询问生产队的干部:粮食亩产到底有多少?回答是:不超过700斤谷子。
上午1l 点,曾希圣启程回县城。路上他闷闷不乐,夫人余叔问他什么事不顺心。他长叹一声说:“唉,群众那么苦,有人还在讲大话、浮话!我想与乡亲们说几句实实在在的话,都好难……”
曾希圣的故乡之行是去“探亲”的,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了一些真实情况,在这一定程度上使他头脑清醒起来了。特别是叔父讲的“社员白天干活磨洋工”的那段话,对他有很大的触动,表面上到处红旗招展,干劲冲天,实际上却在“磨洋工”。有什么办法能让农民不磨洋工,实实在在地干活呢?他开始对这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进行思索了。他从故乡的问题反省到安徽的问题,反省到自己的工作,反省到农民为什么磨洋工和怎样解决磨洋工的问题。他正视问题,冷静地总结分析了农业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教训,开始意识到要恢复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松绑”,使他们放开手脚,解放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
正当曾希圣开始思索如何改变农村局面的问题时,党中央决定让他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尽快解决山东省的问题。其实,山东发生的问题与安徽的情况、性质是相同的,但对曾希圣来说,却是一个深入认识安徽问题的机会。离开安徽,看了山东的情况,回头再看安徽的问题就更清楚了。山东暴露的许多严重问题,其实安徽也差不多都存在!他一边解决山东问题,一边从实践中反思前几年安徽工作中的教训。事实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农业生产之所以大幅度下降,除了天灾之外,重要的是集体经济体制上有问题,生产关系改变过快了,与如今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农村干部的管理水平不相适应,不符合农民的要求。经过思考,他从工业生产计件工资和高级社时期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中得到启发,他想到,用这种办法,也许能摆脱多年来的被动局面。
1960年春天,曾希圣和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先后采取了恢复按生产队核算、动员流入城市的劳动力返回农村第一线、退赔从集体和个人无偿平调的物资、返还自留地、调整粮食统购指标、支持社员恢复家庭副业以及下放干部、整风整社等等措施。诸多方面的努力虽然对遏止“五风”、安定群众情绪、改善干群关系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措施没有触及到当时人民公社劳动组织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等弊端,群众劳动积极性仍然很低,生产仍然上不去,农民生活仍然艰难。这使曾希圣认识到只靠现在这样修修补补,难以凝聚人心,难以真正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摆脱目前的困局,他不得不进行深一层的思考,从更深层次上进行探讨,寻找更有效的对策,迅速改变困难局面。
这时,他自然就想到合作化时期实行过的“三包”,也想到曾被多次批判过的“包产到户”。事实说明,集体生产必须有相应的责任制。自从“大跃进”一起,特别是人民公社化提倡“一大二公”以后,过去合作化时期实行的一套包工包产的责任制,全被砍掉了。没有责任制,生产就搞不好。为了了解、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曾希圣指示办公厅和农村工作部的有关人员,查阅了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有关农业生产管理的资料,还研究了过去实行过的定额管理、小段包工的生产管理办法,并在认真分析了包产到队、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利弊的基础上,决定采取划小包产单位,实行包产到组,认真评工记分,超过底分奖励的做法。



1960年8月28日,省委召开了县以上干部工作会议,曾希圣提出包产到组的办法,即在生产队下“划分三个小组分别包产,一组包口粮,一组包饲料,一组包商品粮,各有责任”。他进一步提出:“生产队下面均应设生产组,避免生产大呼隆。”
这年11月,安徽省委为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时,曾希圣马上从山东赶回安徽,在会上继续强调指出:“我们是三级半所有制,小组有半级所有,以加强生产责任制。包产问题仍实行双包制,小队向大队包产,小组向小队包产。”
此后,这套办法,在安徽得到全面贯彻。各地都把生产队下的作业小组,改建成生产组,实行了“三包一奖、四固定”。这种办法对恢复生产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群众最厌恶的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现象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群众形容这种办法是:“大呼隆”变成“二呼隆”,“大锅饭”变成“二锅饭”,大矛盾变成小矛盾。生产小组的评工记分,仍然是“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这些情况,促使曾希圣对生产责任制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1960年冬天,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各大区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曾希圣听到毛泽东的“可以把高级社时期实行田间管理农活包工到户的办法恢复起来”的讲话,于是他又系统地研究了从初级社到人民公社阶段在包工包产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他认为过去安徽的“包工包产”,本身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一是责任不明。过去的包产只是干部操心,社员没有什么责任,社员只关心工分,不关心产量;二是社员干活只挣工分,不讲质量,用工多,废活多;三是评工记分搞得很细,手续相当麻烦,等工、窝工、混工的现象很严重;四是只顾自留地,不关心大田生产。这是曾希圣对初级社以来所实行的责任制、也包括他提出的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办法所作的一个总结。
接着,曾希圣又广泛地研究了各行各业所实行的责任制。他在总结这段工作时说:“任何生产都要责任制,不管什么工厂,只要是个生产单位,就要有责任制……没有责任制,工作就搞不好。”“工厂也是把生产任务分配到每一个车间,车间又把任务分配到每一台机床……超产奖励,谁超谁得。”他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工业上按件计酬的办法,为什么不能移植到农业上来?
曾希圣第一次向安徽省委正式提出进行“责任田”试验是在1960年年底。这时,他已经进行了近一年时间的思考。
1960年12月,安徽省省长黄岩等到济南向曾希圣汇报安徽召开三级干部会的情况。曾希圣提出了经过反复思索形成的设想,要他们在偏僻的山区搞一个试点。黄岩等回到安徽,立即布置舒城县委在晓天公社选择一个大队试点,搞包产责任制。
1961年1月,安徽省委常委张祚荫来济南向曾希圣汇报工作,向他详细讲述了安徽农村一些地方“饿、病、逃、荒、死”更趋严重的情况,这使曾希圣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他再一次提出,要毫不动摇地搞包产责任制的试点。
看来,这时曾希圣解决安徽农村问题的思索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这就是对现行集体经济体制进行变革,实行包工包产责任制。
曾希圣对“左”倾错误从认识不足到思想上的彻底转变,是个痛苦的过程。1960年底到1961年初,他心里有了明确的答案,于是就下决心解决影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问题。
1961年2月初,曾希圣向华东局、党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请求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回到安徽“戴罪立功”,同广大干部群众同甘共苦,一起扭转危局。报告得到党中央批准后,他于2月6日匆匆离开济南,赶回安徽。
2月7日,曾希圣到安徽省蚌埠市。事先得到通知的各地、市委书记也都先后到达。在这里,曾希圣主持召开了他回安徽后的第一次地市委书记会议。与会者向他汇报了各地出现的“饿、病、逃、荒、死”的情况。他心情十分沉重,立即部署调粮救灾的工作,他提出要求,各地要采取一切措施,不准许再饿死一个人。
就在回到安徽的第一天的这次会议上,曾希圣正式提出了思索已久的在农村实行农业包工包产责任制的设想,这就是后来在全省推行的“责任田”的雏形。他说:“工业的责任制是非常严格的。工厂是把生产任务分配到车间,车间又把任务分配到每台机床,实行按件计酬,超产奖励。这种责任制的办法为什么不能够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呢?我想完全可以。”“如果把生产队的任务落实到每块田地,那么,每块田地就成了工厂里的‘机床’。再把这些‘机床’按劳动底分分给每一个社员去使用,明确任务和责任,最后按实产粮食的多少计算报酬。这不就把工业生产中的责任制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了吗?既然工业上这样做不是单干、复辟倒退,那么农业上这么做,单干、复辟、倒退的帽子也不能扣到我们的头上。”
曾希圣的想法得到省委常委及全省大多数地市委书记的支持。这时,安徽的“责任田”已经是“怀胎十月”,分娩的日子就要到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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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20 Feb 2008 16:13:32 CST 0
<![CDATA[曾希圣与淠史杭 ]]> .html 这是一页复杂而敏感的历史。这也是一页难以述说的历史。

这又是一页不得不说,值得后人永远铭记的历史。

曾希圣的名字和淠史杭联系在一起,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尽管曾希圣曾身兼安徽、山东两省省委书记,驰名于中国政坛,尽管淠史杭是新中国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列为世界七大灌区之一,然而,随着历史风雨的磨蚀,曾希圣已经渐渐地被人们所忘记。今天,40岁以下的人很少知道曾希圣了,省外和水利行业之外的人,也很少有人知道安徽有个与四川都江堰同等规模的灌区淠史杭。宽容一点说,后人可以忘记曾希圣,局外人也可以不了解淠史杭,但是,作为安徽人特别是皖中皖西地区的人民,不能也不应该忘记曾希圣领导开发淠史杭的那一页历史。

“乞丐之乡”的穷根在哪里

从明清以来,安徽就一直被世人讥为“乞丐之乡”。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个细节,江苏的巡抚官场失意,被异地安置到安徽,虽还是原来的级别,他却以为是遭到了重“贬”。就连他的夫人都说,到那个“叫化子乡”去当官,真是倒透了霉了其实,安徽被称为“叫化子乡”,不是外人强加的,而是当地人自己唱出来的,皖东的凤阳流传着一首在全国家喻户晓的民谣:“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朱明王朝横征暴敛,搜刮民财,民不聊生,天怒人怨。由清而至建国前,江淮大地又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争更为这块土地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这是历史的事实。

不过,这只是人祸,安徽穷还穷在天灾上,淮河三五年发一次大水,这几乎成了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洪水一来,白浪滔天,一片汪洋,房屋毁于一旦,人畜均遭受灭顶之灾。天灾人祸,闹得淮河两岸人民年年闹春荒,“身背花鼓走四方”,远走他乡去沿门乞讨。安徽“乞丐之乡”的帽子就是这样戴上的。

共产党夺得天下之后,曾希圣就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有人便戏称他为“乞丐头子”。可是,他这个深得毛泽东和周恩来器重的一方“诸侯”,不仅耻于戴“乞丐头子”这顶不光彩的帽子,而且决心带领安徽人民扔掉“乞丐之乡”的帽子。

对于安徽人民来说,淮河是一条害河。1950年夏,淮河再次泛滥成灾,两岸4000多万亩农田颗粒无收,1300万灾民流离失所,死伤无数。曾希圣把灾情如实地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流着眼泪在报告上作出批示,请周恩来负责抓紧拟定治理淮河的方案。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并亲笔题词。人民领袖一声令下,淮河流域苏鲁豫皖四省迅速掀起了治淮高潮。

淮河是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系统治理的第一条大河,由水利部治淮委员会负责实施,四省分段施工。安徽位于淮河中游,自然成为治淮的前沿阵地,当然也得到了国家很多的支持。短短7年时间,仅皖西大别山区,就相继建成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四座大型水库,均是由国家投资的重点工程。大别山四大水库有效地遏制了下游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江淮地区人民的旱灾之患。

江淮地区为大别山余脉,境内岗峦起伏,水资源为自然降雨产生的地表径流,丰水年份洼地洪涝成灾,枯水年份干旱成片。民谣唱道:“洼地洪水滚滚流,岗上滴水贵如油。一方盼水水不来,一方恨水水不走。”以皖西为例,史料记载,建国前的500年间平均二三年就有一次水旱之灾,其中旱重于涝,为害也更频更烈,从世代沿袭下来的地名便可见一斑,如“晒死鸡”、“晒网滩”、“死人堰”等,这些至今仍在的地名都与旱灾有关,闻之令人发怵。皖西各地更是明确记载着大旱之年的惨状:“赤地千里,杯水千钱”;“斗米千钱,人相食”。从皖西到皖东,江淮地区人民世世代代饱受旱魔的蹂躏,位于江淮丘陵中央地带的省城合肥,亦属严重缺水的地区。

建国后的第一场大水之后,曾希圣对安徽的省情就有了明确而清醒的认识,“乞丐之乡”穷就穷在“水”上,要想不当“乞丐头子”,要想带领江淮人民彻底走出生存困境,根本的出路也在“水”上。身兼省委书记和淮委副主任,曾希圣是安徽治淮工程的最高统帅,他在安徽的水利建设事业上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佛子岭水库建成以后,他就萌发了利用水库的尾水发展下游农田灌溉的设想。地处四大水库下游的皖西六安专区根据曾希圣的设想,于1953年编制了《淠右灌溉工程初步设计书》,设计灌溉面积108.9万亩,曾希圣同意开发,并应允拨给1.25亿公斤粮食作为省里的投资。但是,由于挖压土地阻力大,群众搬迁困难,加之技术力量不足、物质匮乏,淠右灌区的方案没能付诸实施。

“全国之最”的规模是怎样形成的

1956年,淮委遵照曾希圣的意见,再次提出开发淠右灌区,并抽调了一个控制测量队和四个地形测量队,进行实地勘测,然后于1957年11月正式编制出《淠右灌溉工程规划》,将六安专区于1953年设计的灌溉面积发展到了551万亩。

出人意料的是,几年前就积极要开发淠右灌区的曾希圣却否定了这个方案。原因何在呢

继1956年批邓子恢“反冒进”之后,在路线问题上,党的一些高级干部宁“左”勿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向不折不扣执行毛泽东命令的曾希圣,正是从这时开始,在对安徽工作的指导上一个劲地向“左”看齐,一味地求大求快。出于这种心态,曾希圣对安徽的水利建设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比如,淮北实现河网化,根治涝灾,保证旱年有水利灌溉,大小河道要能行船。与此同时,他对皖西的淠右工程也形成了新奇而大胆的构想:在佛子岭、响洪甸两座水库下游的东西两淠河交汇处,拦河筑坝,再建一座水库,然后把水引向合肥,引到皖东。

几年来,一直在积极筹划开发淠右灌区的六安地委一班人,尽管对水利工程是那么的“如饥似渴”,但对曾希圣的构想也是望而却步。曾希圣的构想是有远见卓识的,也是非常有魄力的,但若按这一构想实施,现在的霍山城就完全成为水乡泽国了,全县的粮食主产区全部淹没,移民数万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人力财力物力也不堪重负。那么,曾希圣怎么会收回这一成命的呢淠史杭灌区现在的规模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原六安地委第一书记杜维佑回首40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就连一些数字都记得十分准确。他说,曾希圣当时提出建两河口水库,给了我们很大启发,说实话,我们没有力量承担这么大的工程。但是,曾希圣要求我们把水送到合肥送到皖东,是死命令,没有商量的余地,怎么办在广泛征求水利技术人员的意见后,地委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折中的方案,就是将六安地区境内的史河、淠河、杭埠河沟通,建一个特大型灌区。

建成后的淠史杭灌区工程示意图

地委形成决议之后,杜维佑和第二书记、专员赵子厚一道,专程赴合肥向曾希圣汇报这一方案。曾希圣听说六安的两个党政一把手来汇报淠史杭的方案,立即召见。开始,他不说话,听完汇报后说,你们不要光考虑六安地区如何,要为全省着想。我问你们,你们能调多少水到皖东能不能保证合肥董铺水库的供水杜维佑和赵子厚都不敢提相反意见,但他们对自己的方案研究得是成熟的,设想是周密的,按照曾希圣的思路,他们端出了有把握的对策:兴建龙河口、白莲岩两座水库,沟通史、淠、杭三河,水量不少于两河口水库,完全可以把水调到皖东,而且可以保证合肥地区的供水。这个方案实现了曾希圣送水到皖中皖东的目的,所以,他比较满意,也就不再坚持上两河口水库了。最后,他要求杜维佑和赵子厚,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这个方案进行论证,一定要站在全省的位置来规划灌区。

六安地委根据曾希圣的指示,成立了由赵子厚挂帅的工程指挥部,并抽出三个常委加强领导力量。指挥部组织原淮委勘测设计院淮南组的25名工程师,在4个月时间里完成了工程的总体规划:由史河、淠河、杭埠河三个毗邻灌区组成,纵横皖豫两省12个县市,横跨长江、淮河两大水域,覆盖13130平方公里土地,设计灌溉面积900万亩。这个规划便是现在的规模。工程最初的名称为“史淠杭沟通航灌工程”,是按三河由西至东的顺序命名的,后来,曾希圣提出按三个灌区的大小顺序命名,便正式改为“淠史杭沟通航灌综合利用工程”,简称“淠史杭”,1989年版的《辞海》里列有专条,并配有灌区全图。

淠史杭的规划得到了曾希圣的认可。按照这个规划,大别山四大水库的水通过淠史杭灌区的渠道,可送向四面八方,西至河南固始,东至江淮屋脊八斗岭、淮南铁路以东的杜集,南至巢湖以南的庐江,北至淮河沿岸的霍邱、寿县。这无疑是我国水利史上一项伟业。

工程是在什么条件下上马的?

淠史杭的规划虽然在曾希圣的工作日程上“立项”了,但并没有纳入国家计划,甚至在开工以后尚未在省水利厅立项。

但是,六安的各级干部等不得了,六安的农民兄弟等不得了。1958年入夏以后,连续70多天无透雨,塘坝干涸,田地龟裂,庄稼枯死,500多万亩农田成灾,尚有152万亩不能下种,全区有200万人投入抗旱。

1958年8月19日,淠史杭工程开工典礼在六安县苏埠镇南5公里的横排头隆重举行,这里曾是当年徐向前创造“苏家埠48天战役”大捷的地方,为了创造建设新中国的奇迹,皖西人民再一次在这里誓师,向大自然宣战。杜维佑为典礼剪彩,淠史杭指挥赵子厚发布开工命令,挥锹破土。

工程立不上项,就得不到国家的投资,这就意味着,兴建淠史杭,皖西人民必须自力更生。开工初期,国家没给一分钱,地区财政也拿不出钱,所需物资基本上靠群众自筹。据统计,在一、二两个工期,群众自筹石料14.22万立方米,木材2.16万立方米,树材22万多棵,圆竹65万公斤,毛竹12万多根,旧钢铁437吨。开山炸石,没有炸药,就发动群众刮墙土熬硝,自制土炸药。没有水泥,就自建了三个水泥厂。木料不足,许多群众把家中盖房子的木头、门板都献出来了,有的甚至把给老人准备的棺材都拆散抬到工地。

11条干渠全面铺开,最高上工人数达67.8万,民工们挑着粮食和铺盖,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工地。所谓工地,不是荒岗,就是沙滩,头上一片蓝天,四望满目荒凉。没有住房,民工们就披荆斩棘,用芦席和茅草搭起一座座工棚,一到秋天,八面来风,上下冰凉。每个民工一个工日补助0.25—0.5公斤口粮和一毛钱菜金,等于是尽义务。

淠史杭工程完全是白手起家,没有现代化建筑材料,没有现代化运输工具,没有现代化施工机械,有的只是党心和民心形成的合力。然而,要建成一个全国最大的灌区,光靠精神力量只能是一句空话,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曾希圣起床以后,脸还没来得及洗,赵子厚就从六安赶到了他家。赵子厚简明扼要地汇报了工程的实施情况,提出了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核心问题还是投资。

50年代的干部都知道,曾希圣脾气大,好熊人,可敬不可亲。不过,他对工作非常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每件事、每个问题都打破沙锅问到底。那些粗枝大叶、心中无数的干部到他那儿去汇报工作,若被他问得卡了壳,非挨训不可,甚至挨骂。

听罢赵子厚的汇报,曾希圣询问了几个关键环节,问到哪,赵子厚答到哪,对答如流,胸有成竹。曾希圣满意地点点头,他对赵子厚这个工程指挥的工作很赞赏,高兴地说,你们尽管去干,有困难,我叫水利厅给你们支持。之后,他交待水利厅厅长张祚荫:“六安的淠史杭工程有困难,你要支持。”

在曾希圣的亲自过问下,水利厅在淠史杭第一工期快要结束之际,下拨1100万元。这笔资金勉强只够横排头、红石嘴、龙河口三个渠首工程关键部位所必须的投资,但总算可以保证百年大计的重点建筑物的质量过关了。

在丘陵上开挖河道,扒开土层便是坚硬的顽石,人工开石耗时费力,通水遥遥无期。龙河口水库梅岭进水闸施工时,民工在悬崖峭壁上用钢钎打石头,一溜几十根钢钎,号子喊得震天响,一齐下锤,一锤下去,迸几粒火星。一米多长的钢钎,用不了几天就只剩下几十公分了。赵子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找省水利厅请求支援开山机,水利厅说开山机调不出来。没办法,赵子厚只好去找曾希圣。曾希圣把张祚荫找来,三人当面,曾希圣说,六安有困难,你想办法调一些开山机支持人家一下呀。还是省委书记的话顶用,张祚荫很快给淠史杭工地调来十几台开山机。

1959年6月2日,曾希圣到龙河口水库工地视察,工地上人拉肩扛,号声震天,上十万民工与大自然进行着殊死较量。他被艰苦卓绝的劳动场面感动了。回到合肥就批拨平板车1000辆,汽车一辆。稍后不久,省长黄岩也到龙河口工地视察,又批拨了500辆胶轮车。当时物资紧张得买什么都要计划,就是小板车,有钱在市场上也买不到。有了这1500辆车子,又有了一部汽车,龙河口工地真算是鸟枪换炮了,生产力解放了,加快了整个工程的进展速度。

古代愚公挖山不止,感动了上帝,派神仙下凡搬走了太行、王屋二山。建设淠史杭的百万民工,不愧为当代愚公,他们不靠神仙,只靠双手,虽然没有感动上帝,因为上帝不存在,却感动了四面八方的兄弟姐妹。

在淠河流域,合肥、长丰、肥东一市两县派来民工,支援肥西人民开发大潜山干渠和滁河干渠。

在史河流域,河南固始县投入大批民工,援助金寨、霍邱两县人民重建红石嘴渠首工程滚水坝。

在杭埠河流域,庐江县人民与舒城县人民联合开发舒庐干渠。

这种省与省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大规模团结治水,在淠史杭建设史上,是光彩夺目的一页。如果没有省委和曾希圣的支持,是难以办到的。这种上下左右的支持凝聚成一种精神,这就是牺牲自我,造福后人的精神。

困难时刻为何没有半途而废?

1959年的夏天,江淮地区再次遭受特大干旱。

淠河总干渠开通,首次放水抗旱。时值建国十周年大庆前夕,淠史杭在开工一周年之际发挥了它的效益,意义非同寻常。为了让社会了解淠史杭,关心淠史杭,支持淠史杭,指挥部自行设计制造了一条机帆船,曾希圣又从董铺水库调来一条游船,供群众乘船参观。两条汽艇游弋在淠河总干渠上,往来于横排头渠首与六安县城之间,水在岗上流,船在岭上行,这是开天辟地以来六安人没见过的奇迹。不用组织,没有号召,人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两只船一趟只能载100人左右,人人都想先睹为快,越发刺激参观者的好奇心。坐在船上穿行于荒岗之间,恍若在屋脊上观赏彩色的田野,天是新的,地也是新的,确实给人以新奇的感受。

曾希圣(前一)在舒城龙河口水库工地

千年的梦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沿渠的男女老少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大旱之际,城乡人民看到自己的辛勤劳动终于引来了清清的甘泉,兴奋之余,对掌握水利这一“农业的命脉”充满了信心。

就在这一年的国庆之后,在曾希圣的关照下,省水利厅给了淠史杭一个特别代表的名额,由赵子厚参加全国水利水电施工会议。这是一次难得的宣传淠史杭的机会,赵子厚在会场上把灌区的全图挂在墙上,发表了一次生动感人的演讲,淠史杭沟通三河的精妙构思和宏大气魄令所有与会者叹服。当时,全国各地水利工程如雨后春笋,遍地破土,其热情之高,气势之大,跨度之广,在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是空前的。毋庸讳言,为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有的水利工程匆忙上马,浪费巨大的财力物力,有的水利工程盲目跃进,建成之日便是报废之时,其损失无法估量。淠史杭以明显的优势赢得了国家的重视,水利部在会上便决定为淠史杭工程投资4500万元,钢材200吨,这是淠史杭工程所争取到的第一笔国家投资,并在国家计委立上了项目。

淠史杭一下子便“高山打鼓——鸣名声在外”了。它的巨大效益和远景规划已为社会各界所认可,当工程需要人力物力支援的时候,省委一声令下,四方响应。

然而,与此同时,一场特大的悲剧正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悄悄地酝酿着。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由于彭德怀的问题,形势急转直下,纠“左”变成了“反右倾”。“浮夸风”、“高指标”在各地更加变本加厉,毛泽东于1958年来安徽视察,对曾希圣及安徽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赞扬:“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是有大希望的。”不过,毛泽东在肯定成绩之后,特别提醒曾希圣“不要骄傲”,而曾希圣恰恰在这一点上疏忽了,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骄傲情绪,安徽的“五风”刮得尤其厉害。

1960年的初春,江淮地区开始被浓重的阴影所笼罩,潜伏已久的灾难终于降临。食堂办不下去了,农村家家户户断粮,有的连铁锅都砸掉“炼钢”了。淠史杭第二期工程正进入关键阶段,工地上的民工因饥饿所迫已不堪重负。兼任山东省委书记的曾希圣,从山东调来1万民工,以工代赈,承担大潜山干渠的土方施工,直到第二期工程基本完成才返回山东。粮荒在继续加剧,“饿病逃荒死”的惨象开始在农村蔓延,工地上,死人的事不断发生。淠史杭工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中央为了缓解国家的经济困难,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许多“半拉子工程”被一刀切下来,半途而废。六安也有舆论,说修淠史杭死了很多人,现在不该修淠史杭……中央调查组到了安徽,民政部的调查组也来到六安。一时间,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干部人心惶惶。

一次,黄岩省长到六安来,找赵子厚谈话,非常关切地说,老赵呀,形势严峻,不能干了,还是停吧。赵子厚说,修淠史杭,群众作出了巨大牺牲,现在渠道一段通,一段不通,停工多可惜呀。赵子厚的压力很大,曾希圣的压力更大,但是,在坚持施工,不能让工程半途而废这一点上,他们却有着惊人的共识。在六安,杜维佑为赵子厚分担了巨大的压力,根据赵子厚的建议,地委正式研究决定:面上的工程暂时停工,民工全部撤回;重点渠道和重点工程不停。赵子厚专程到合肥向曾希圣汇报了地委的这一决定,曾希圣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争取主动,不误工,不浪费,保住了重点工程,淠史杭就不会半途而废。

不久,曾希圣来六安检查工作,先看六安县淠东的小麦,由于得淠史杭灌溉之利,长势良好,一派丰收景象,再看紧邻的肥西县的农作物,因缺水而相形见绌。曾希圣对杜维佑和赵子厚说,淠史杭不但不能停,还要尽快送水过肥西,一定要把水送到合肥和皖东地区。劳力不足,我给你们调。

6月初,省委从合肥15所大专院校和17家工厂调集师生职工1.27万人,到大潜山干渠参加义务劳动。从六安的青龙堰通到肥西的红旗沟,又延伸到官亭,全长26公里,一个半月小断面通水。

8月中旬,省水利电力厅管教一、三支队也奉调到淠史杭工地,承担深切岭、高填方等工程,不受季节限制,常年施工。一直干到1972年,各干渠基本建成通水,才相继撤出。

在这段日子里,每逢星期天,曾希圣总是想法摆脱一般性事务,带上自己的夫人和孩子,到淠史杭工地上参加义务劳动。不打招呼,不惊官动府,更不要新闻记者陪同。他的劳动如果以土方计算,或许不能跟任何一个民工相比,但是,淠史杭的工程却注入了他的心血。没有他的心血,很难想象,会不会有今天的淠史杭。笔者在采访期间亲耳所闻,老一辈的淠史杭建设者众口一词:没有曾希圣,就没有淠史杭

功过是非后人如何评说?

淠史杭没有半途而废,确实是不幸中的大幸。甘肃的引洮工程与淠史杭同时上马,正是在1961年停工,至今也没有建成,造成了民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其损失再也无法挽回。淠史杭干成了,是因为曾希圣敢担担子,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没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没有牺牲自我造福后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不敢逆“风”而上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坚持兴建淠史杭,皖西人民确确实实作出了无可估量的牺牲,许多人甚至献出了生命。对此,曾希圣应负一定责任。但是,扔下半拉子工程不管,上百万民工干了三年,工程毁于一旦,物质、血汗、生命全部付诸东流,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罪过

对于淠史杭这样一座全国最大的灌区来说,若论牺牲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惟有检验其效益,才能体现它的真正价值。

1974年,淠史杭灌区建设成就以图片、模型和实物的形式,在广州春秋两季交易会连续展出,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日本代表团团长在60平方米的展厅里流连忘返,看罢展览,他竖起大拇指,连声赞叹:“了不起只用16年赶上了两千年前的都江堰,真是了不起?”

灌区一角

是的,淠史杭工程确实了不起。灌区内渠道如“藤”,一千多个反调节水库、20多万个塘坝似“瓜”,渠道纵横交织,库塘星罗棋布,构成“长藤结瓜”的水利网络。在干渠下游,建有39座补给站,如遇特大干旱,可提河湖之水,补灌区水源之不足。地跨1.3万多平方公里的水利工程,自流灌溉达80%,提水灌溉占20%,完全解除了人工灌溉之苦。历经几十年的验证,淠史杭工程规划设计科学,布局合理,是集中群众智慧和力量改造自然的杰作,是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一颗光辉灿烂的明珠。

淠史杭灌区的输水大动脉--淠河总干渠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过去,这个“命脉”完全由老天操纵,有了淠史杭,灌区人民才真正操纵了水利的“命脉”。截止1995年,灌区累计灌溉面积不含河南境内面积24524万亩,增产粮食206亿公斤。灌区内再也没有闹过饥荒,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百业兴旺。“淠史杭水滚滚流,流来幸福流去愁;流来幸福满河面,流去苦难不回头。”这首民谣在灌区内广为流传,表达了灌区人民爱淠史杭、赞淠史杭的真情实感。

1982年,国务院在批复水利电力部报告中指出:“淠史杭灌溉工程经过多次干旱考验,证明是效益好的工程。”从这一年起,淠史杭灌区被国务院定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要继续建设好安徽淠史杭灌区等商品粮基地。”

淠史杭是一座综合利用工程,灌区内40余座发电站年发电量4000万度;可供水产养殖的水面达80万亩;通航干渠长度为142公里。更为重要的一项效益是,为沿渠城镇村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活生产用水,合肥市四大自来水厂,目前就数淠史杭这一条水源最为可靠,水质污染最轻。

面对灌区如此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许多人对当年皖西人民白手起家兴建淠史杭感到不可思议。确实令人不可思议:截止1987年,淠史杭的总投资为8.17亿元,国家投资4.19亿元,而群众投工投料折款却高达3.98亿元,这后一个数字几乎全部是群众的无偿奉献。照此投资数额及其投资比例,我们今天还能再建一个淠史杭吗

回过头去再来回味一下“没有曾希圣,就没有淠史杭”这句话,更深一层地感受到了它的份量。

令人遗憾的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被中央罢了官。曾希圣向刘少奇提出,他还回安徽工作,不能干大的,就干小的,就是到淠史杭当最后一名副指挥也行。他说,“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是毛主席给我下的命令,我得完成。“安徽还很穷,人称是‘乞丐之乡’,称我是‘乞丐头子’,这顶帽子还没有彻底甩掉。我要回安徽,拼老命把‘乞丐之乡’这顶帽子彻底甩掉。”但是,曾希圣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他从此离开了安徽。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希圣还念念不忘皖西的淠史杭,不止一次地托人捎话回来,什么事不干,都要把淠史杭工程干好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曾希圣支持关怀淠史杭,是顺民心,合民意,利党利国利民之举。

淠史杭是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江淮大地上铸造的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它将永远向后人昭示:造福于民者与天地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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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20 Feb 2008 16:11:23 CST 0
<![CDATA[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1949-1998 ]]> .html 一、分析框架

  本文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对1949—1998年50年间中国土地产权制度[2]变迁作以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制度变迁理论告诉大家,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总是由起始时的均衡态势向非均衡态势过渡的,即均衡是暂时的,而非均衡则是常态;非均衡的出现预示着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induced change)和强制性制度变迁(compulsive change )。结合我们讨论的主题——土地产权制度,每次土地产权制度非均衡都会引起产权的重组。

  制度非均衡(institutional non-equilibrium )及变迁理论构成了本论文的主要架构。我们将1949—1998年以来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看作是由制度均衡到非均衡而引起变迁的过程。1949年前的土地制度安排相对于新掌握政权的共产党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意志来说,是非均衡的,于是便开始了1952年的土地改革。而此后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相对于工业化等的制度安排,又显得非均衡。于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集体化便随之而到。1958年以后的人民公社制度安排,并没有使它的创制者如愿以偿。制度的非均衡依然显现,60年代初大饥荒的痛苦经历教育了农民及政府必须在现行制度安排之外寻找生存机会,来自底层的制度创新——“包产到户”又引起短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和政治偏好等的作用使得这一短暂调整的流产,于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得以重演:人民公社体制得以保留。低下的n 集体经济效率的长期徘徊,引起农民的再次“反抗”,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下,已不能满足农民收益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在现存的国家认可的制度安排的边界之外寻找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制度安排。有了60年代初期的经验,“包产到户”作为制度选择集合中一个又应运而生,于是又一波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到来,即70年代末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梨园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故事并不因此而结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又引起新的非均衡、制度创新及产权的重组。

  二、土地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社会、经济绩效

  (一)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社会绩效

  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根据我们对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界定,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是出于国家意志的考虑,具有强制的性质,是强制性制度变迁。

  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底开始,到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农民也被赋予新的政治地位。土地改革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0—70%.土地改革,“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的地租。”“土地改革以后,贫农、中农占有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0%以上,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8%左右。”[3]在安徽省太和县共没收、征收土地576,616万亩,没收房屋56,753万间,耕畜11,533万头,农具27,029万件,粮食723万多公斤。这些作为“地主阶级的五大财产”被分配给贫苦农民,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实现了“耕者有其田”。[4]土地改革以后的土地制度安排,从产权的角度来讲,农民有了对剩余产品的索取权,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这一点从李友梅博士在江村的一项调查中也可以得到证实。[5]195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28.8%,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48.5%.粮食产量,1949年前最高年产量为2,774亿斤,1949年是2,263.6亿斤,1951年增长到2873.7亿斤,1952年更达3,278.2亿斤,超过1949年前最高年产量的18.1%.[6]

  土地改革除产生上述经济绩效(economic performance)外,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这种社会效应,主要表现在农民政治地位的提高,从而使国家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政治支持,从而降低了集体化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但是,土地改革是在农村这个封闭的传统社会中进行的,没有得到城市和工业的支持。所以它虽然解决了“平均分配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但无法解决人地紧张以及土地集中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农村社会分化问题。[7]在有的学者看来,正是因为土地改革没能防止两极分化,使得中国才不得不迅速向集体化过度。[8]面对发展重工业的设想,土地改革后的制度安排又有其不足,新的制度非均衡又产生了。

  (二)土地改革后制度安排的非均衡

  1952年,我国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结果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又在包括太和县在内的全国范围内广泛出现。由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的农户占地少,经济力量薄弱,进而排斥先进的生产技术,无力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更难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土地改革以后,虽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但是,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所提供的生产率却无法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根据国家统计局1955年在二十五省对16,000多个农户的调查,1954年各类农户的粮食的商品率,平均数为25.7%,其中,贫农为22.1%,中农为25.2%,富农为43.1%.所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所取得的成绩,似乎并不能满足中央主要领导人要建设一个在短时期内能赶超英美的工业化国家的伟大理想的要求。即现存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相对于中央领导人的伟大志向来说,已经显得非均衡了。制度的非均衡性已明显的表现出来,也昭示着又一次制度变迁的到来。

  根据产权经济学家H.登姆塞茨(Demsetz ,Harold)的界定,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与其它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或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同时新的产权的形成是相互作用的人们对新的受益—成本的可能渴望进行调整的响应。[9]通过对H.登姆塞茨关于产权文本的解读,我们认为产权(包括土地产权)应该是产权市场长期自发交易的产物,或曰长期的市场自发交易是产权的天然属性。

  土地改革形成的产权制度无疑是一种土地的农民私有制。但是,这种私有制不是H.登姆塞茨所言的产权市场长期自发交易的产物,也不是国家仅仅对土地产权自发交易过程中施加某些限制的结晶,而是国家组织大规模群众斗争直接重新分配原有土地产权的结果。根据周其仁的分析,由于国家和党的组织对突破无地少地农民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不可避免的“搭便车”(free rider)[10]行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平分土地的结果又可以经过国家的认可而迅速完成合法化,因此领导了土地改革那样一场私有化运动的国家,就把自己的意志铸入了农民私有产权。当国家意志改变的时候,农民的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就必须改变。[11]这一点正为诺斯(North ,Douglass )所言中,作为一个暴力潜能的垄断组织,当然可以创造任何产权形式。[12]

  三、集体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

  我们已经讨论了土地改革以后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相对于国家的意志来说已表现出制度的非均衡性。国家制造产权的后果是当国家意志改变的时候,产权制度安排也就相应发生改变。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集体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制度环境,描述集体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过程,并从理论上分析集体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将带来什么样的可能后果。根据我们对制度变迁的分类和界说,从土地改革后的农民土地私有产权的制度安排向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变迁,是伴随着政治运动、意识形态的不断深入而进行的,是出于国家意志考虑的,因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

  (一)集体化的制度环境

  诺斯和其合作者戴维斯在《制度变迁和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将制度环境定义为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准则。[13]将这一概念和我们所关心的主题——1949年以来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联系起来,我们将意识形态、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的理论、重工业的制度安排、租金最大化的制度安排、统购统销的制度安排、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统治者的有界理性、政治偏好等,视为1949年以来尤其是集体化时期的土地产权变迁的制度环境。这些制度环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某种土地产权形式的形成,也同时成为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条件。由于篇幅以及所讨论主题的限制,这里就我们不再对这些制度环境对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意义作充分的论述。[14]

  (二)集体化的过程

  1.从互助组到高级农业合作社

  1952年土改完成后,农村主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决议(草案)》精神,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其目的是帮助农民解决农具、牲畜不足等困难,本着资源互助的原则。土地、牲畜、农具仍旧归农户所有,主要是“以工换工”的形式进行互助。互助组运动开始时条件宽松,规模不限,入组自愿,退组自由,极少数为常年组,大多数为季节性互助组或临时性互助组。为了加快农业生产合作化的进程,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了党在农村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促进农民联合起来,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肯定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是,由互助组到初级形式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5]

  1955年7月以后,经过批判所谓“小脚女人”的右倾保守思想,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大风暴”运动,加快合作化的步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于同年10月出版,在这三卷本的书中,毛泽东一方面“通过序言、按语和典型材料,把对‘小脚女人’的批判深入下去,扩及全国”,[16]另一方面称赞“大多数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17]1956年,全国大规模地组建高级社,到1957年,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0%.高级社的主要特征是:社员的土地归合作社所有,取消土地报酬,社员私有的果园和其它成片的林木归社所有,私有的耕畜、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合理作价后,归合作社所有,社员只保留少量的自留地和零星树木,归自己耕种和所有。到1956年12月底,入社农户户数已达11,780万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户数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这种情况表明,不仅在太和县,而且在全国,到1956年底,我国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实现了。然而,高级社在制度安排上从一开始就存在政府所不能容忍的缺陷。一是高级社允许农民自由退社,尽管政府总想方设法阻止退社的农民。这不仅妨碍了政治力量的长期有效,而且也妨碍了高级社的巩固。二是高级社接受乡政府领导,但从经济体制角度看,乡政府既没有产权,也不是高级社的上级。体制的不顺有碍于乡政府的领导,进而产生更大的离心倾向,这些都会妨碍作为社会主义标志的计划经济的实施。[18]

  2.人民公社的确立

  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在1958年后出现,是响应毛泽东呼吁制度转变而应运而生的新组织。它在1958年首次出现时有个不甚高明的名字——大社,8月初,毛泽东在河南的新乡七里营、襄城县、长葛县,河北的徐水县、安国县、定县,山东等地农村参观视察,对小社并大社的行动加以肯定和支持,指出:“还是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19]并概括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20]自从毛泽东赞成以人民公社为名后,全国公社数目激增。1958年10月底,大多数省份都宣称完成了向人民公社的过度。中国农村办了26,500个大型社,有99.1%的农户参与,每社平均有4,756户。[21]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土地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也就是说,农民个人再也不能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只是土地的使用者,或者更确切地说,土地仅仅是农民的劳动对象。

  3.变“一大二公”为“三级核算,队为基础”

  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郑州会议曾对人民公社的所有关系作了调整,改变公社一级所有制,指出当时的公社所有制除了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大队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但这样的调整很快因随后而来的庐山会议而中断,人民公社运动继续其初期的土地国有化进程。接下来的三年严重的农业经济危机,使主要中央领导人不得不对现行的制度安排作出思考和调整。1961年3月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1961年6月的该条例修正草案又开始调整公社内部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把生产大队(相当于高级社)作为三级所有的基础和核算单位,这样的规定存在的一个明显的弊病就是在产权关系上,穷生产队共了富生产队的产。[22]直到1962年6月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才将三级所有的基础和基本核算单位降为生产队,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23]

  (三)集体化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

  1.诺斯理论的怪圈:国家对产权的侵入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借用并发展了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内卷化(involution)的概念,认为政治的内卷化必然出现基层社会的经纪体制,通过经纪体制的推行,国家权力深入到乡村社会,对乡村社会的剥削日益加重,但同时经纪体制的存在致使国家的提取的租金不能大幅度增长。[24]我们认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具有极强的政权内卷化的特征,在农村主要表现在国家对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干预。“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25]国家一方面是产权安排、经济增长的关键,另一方面,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我们称这种现象为诺斯理论的怪圈或“产权悖论”(paradox of property rights)。在登姆塞茨那里,产权涉及到的基本上是社会成员的私人考虑和私人之间的关系。[26]如果真如登姆塞茨所言,产权纯粹是一种私人之间的和约,并且可以有私人信守来得到履行,那么国家将不能构成产权安排过程中的一个要件。然而,实际情况是,在任何大规模产权交易的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国家对产权完全没有意义的世界。[27]这一点,以中国1949年以后的产权制度安排来说明恐怕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每次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如土地改革、集体化,都深深地打上了国家意志的烙印。

  诺斯对产权有其独到的看法:产权的安排并非都是有效的。在他看来无效产权之所以会存在,可能是由于统治者没有强有力的选民与之作对,这种力量如果存在,就会通过实施有效的规则来反对统治者的利益。这也可能是由于监督、计量及征税的成本非常高,通过不甚有效的产权所获得的税收比有效产权时更多。政治市场的效率是这一问题的关键。如果政治交易费用较低,且政治行为者有准确的模型来指导他们,其结果就是有效的产权。但是,政治市场的高昂交易费用及行为者的主观偏好,往往导致产权无法诱致经济增长,组织也不能作为创造更有生产效率的经济规则的激励。[28]但是,实际情况是在一个单向度的国家里,国家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实现其意志,农民除了无条件接受国家利益取向的制度安排之外,还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吗?集体化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仅仅成为国家实现其意志的一步棋而已。

  这一点有悖于登姆塞茨的论点:新的产权的形成是相互作用的人们对新的收益—成本的可能渴望而进行的调整。[29]通过对登氏理论的解读,我们可知,产权的形成过程应该是出于私人考虑的人们在长期的交易过程中而形成的契约关系。同时在登姆塞茨那里,在产权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是经济资源的排他性收益权和让渡权。[30]而中国集体化的产权制度安排背离了登氏所言的产权形成的游戏规则,是国家完全出于自己的考虑或者行为者的偏好乃至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制造或建构的,也就是说,在产权形成的过程中国家意志被注入进去了。尽管人们认为卢梭的那句名言“我看出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有点夸大其辞,但是,就土地产权制度安排这一点而言,我们也不能小视实现着政治功能的国家的作用。

  诺斯、罗伯特•托马斯(Thomas,Robert),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的中心论点是:“有效率的组织(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31]通过对诺思著作的解读,我们可以悟出,有效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激励效应。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的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或曰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32]诺斯后来在其《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又有所发现:有效的产权安排只是国家与私人努力相互作用多种可能结果的一种,在经济史上有大量无效率的经济组织的长期存在。“在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持久的冲突。”[33]正是这个基本矛盾导致了许多社会无法实现经济增长。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中国的状况恰恰被诺斯不幸而言中呢?

  2.效率低下的集体经济

  从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集体化的土地制度安排在国家和农民之间是一种非和约的制度安排,是国家出于单方面的利益考虑而建构的。因此从一开始,农民就被设定在从属于国家利益的角色上。既然农民对人民公社经济并无创制权,那么对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变迁也就没有制度化、合法化的谈判地位。随着与集体化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相应的制度安排,如农民的财产权通过入社的形式而最后被否定,以户籍制度为特征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粮票制以及公社内的口粮工分制的完备,[34]加之意识形态的压力,农民不但不能够携带自己入社的耕畜退社,而且甚至不能携带他自身退出此种体制。[35]人民公社制度安排下的农民既没有“退出权”(exit right),也无权自由“喊叫”(make voice);只是他们留在体制内并不因为对集体的忠诚,而是因为别无选择。[36]但是,农民也有表达对公社不满意的方式,那就是减少他们投入集体生产的劳动数量。所谓(As sayings go )

  “下地一大片,回家一条线,做活互相看,争分轰轰乱。”[37]“出工鹭鸶探雪,收工流星赶月,干农活李逵说苦,争工分武松打虎。”[38]“喊破了嗓子砸碎了钟,(社员)就是不出工。”[39]

  “一队的钟,二队的哨;三队的铁轨,四队的号;五队的队长满街跑,六队的干部挨门叫;一天到晚挺热闹,就是社员喊不到。”[40]

  等民间谚语都是在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下,由于个人投入和收益没有直接相关性,即在没有强调排他性收益时出现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的真实写照。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的集体产权更象“俱乐部产权”(club property rights)。在集体化的产权制度安排下,“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在所难免。1957-1978年的集体经济实践,历史证明是低效的。根据黄宗智的研究,在长江三角洲,那里几十年的集体化还是不足于摆脱“没有发展的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41]1978年全国人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为133.57元,比1957年增长60.62元,年平均递增只有2.9%.[42]官方文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相当于1957年,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

  对于集体经济效率低下,林毅夫曾作了一个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解释,这就是农业生产中集体组织对其成员劳动的监督和计量不完全,从而导致对社员的激励不足。[43]后来周其仁对这个解释作了补充,将国家的代理人—集体生产的监管者作为其分析集体经济效率的要素。他认为林毅夫注意到合作生产中劳动者积极性低下引起的效率损失,但可能忽略了另一种效率损失,即集体经济对其管理者激励不足而导致的无效率。在他看来任何生产队都面临计量、监督和经济管理的问题。因此,有效的监督管理是集体经济成员提供充分努力的必要条件。[44]其理论来自于A.阿尔钦和H.登姆塞茨的研究,这两位西方经济学家指出经济组织的所有权其实就是一种“剩余权”(residual claim),正是这种剩余权激励所有者努力监管。

  周晓虹在其新作《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中,对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给出了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的解释。他认为,人民公社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社员对集体生产的不热心。而不热心的原因则直接在于集体生产不能满足社员追求自己劳动所得的天性,而这种天性在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本身就少得可怜的普通农民那里尤为根深蒂固。[45]

  其实不论林毅夫、周其仁或者周晓虹的讨论,都没有忽略有效产权制度安排下的激励问题:即该制度安排下的有效激励不足是导致集体经济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周其仁将国家的代理人——农业生产的监管者提出时,他自己也并没有忘记这些监管者除了作为国家的代理人之外,他同时也是该产权制度安排下的劳作者和受害者,普通农民对该制度安排所作出的消极、冷漠、无可奈何等反应,在他们身上也同样得到体现。这一点萧凤霞或许能作出她更精彩的解释:他们是集受害者和代理人的角色于一身的。[46]

  关于集体经济的绩效或效率,登姆塞茨在论述产权时举的一个例子或许能说明问题:假定土地是公有的,每个人都具有在土地上狩猎、耕作或开采的权利。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没能将任何人实施的共有权利时所带来的成本集中于他身上。如果一个人最大化地追求他的共有权利的价值,因为他这样做的一些成本是由其它人来承担的,他将会在土地上过度狩猎和过度劳作,动物的存量及土地的丰瘠程度就会迅速降低。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谈判成本和监察成本为零,每个拥有这些权利的共同体成员都会同意降低在土地上的劳动率,每个人都会同意剥夺他的权利。但很明显,要达成这一协议的成本并不为零,所不明确的是这些成本到底有多大。[47]登氏所言即是,要达成一个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不为零的协议实在是太难了,1959—1961年间的农业经济危机而导致的大量人员的非正常死亡、经济衰退,以及接下来的低效率经济的长期徘徊,是这一不为零的交易费用的历史见证。接下来的问题是地方社会、农民对此作何反映以及他们的反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总的制度安排?为此,我们还得回到诸如“制度非均衡”、“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上来,去分析集体化时期的土地制度变迁。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四、集体化时期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我们已经讨论了集体化时期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制度环境、过程、经济绩效等问题,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这些制度环境和集体化时期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本身,将昭示着土地制度的再次变迁。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讨论的那样,国家控制下的集体公有产权安排本身就有其不安全性。对此,60年代初期的农业经济危机以及人民公社的低下的经济效率已经作了充分的注脚。幸运的是,硬币都有其两面,历史的发展并非完全按照国家意志所规定的路径,农民并不甘心于仅仅成为国家实现其意志的工具,对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制度安排也应该且可以有其意志表示的。正如美国汉学人类学家孔迈隆(Myron Cohen )曾经指出的那样:“农民”是国家的定义。[48]是的,国家应该考虑农民的想法,尤其在国家处于尴尬困境的时候。对现实生活感受最深和最真实的农民,便在国家政策所允许的制度安排边界之外,寻找着最佳生存机会。当农民的选择受到地方政府认可的时候,便开始了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过程,即经济学家眼里的国家与社会博弈的过程。博弈论(game theory )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就是说,当一个决策主体的选择受到其它决策主体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其它决策主体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在博弈论里,个人(集团)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其它人的选择。博弈论把博弈分为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和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game)。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之间的区别重要在于人们的行动相互作用时,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binding agreement )。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则为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效率(efficiency)、公正(fairness)、公平(equality)。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49]人民公社时期国家与社会有过两次博弈,分别发生于60年代初期和70年代末期。

  (一)国家和社会的第一次博弈

  1.1960年代初土地产权制度的非均衡

  正如制度经济学理解的那样,在原有制度安排下,获利主体无法得到获利机会的状态即表现为制度非均衡。在人民公社制度安排的初期,由于我们所言及的部分制度环境以及浮夸、政治表忠等原因,造成了严重的农业经济危机,即大饥荒。事实上,1958年的农业的真实增长指数已经比1957年下降了5%,1959年又比上年下降了15.9%,1960年22%,1961年约51%.1959年的谷物生产比上年下降15%,而后的两年,谷物生产只及1958年的70%.由于国家决策的滞后,1959年的农业税、农产品出口和农副产品收购中的暗租都继续上升,因此,1959年的国家收益指数仍比上年增长66%.这个反应滞后,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的口粮低于生存需要,从而约3,000万人因饥饿死亡。[50]按薄一波的说法,1960年人口减少1000多万。[51]而根据彭尼•凯恩的推算,三年中的死亡人数是2,600万。[52]统计资料显示,在本文的研究个案太和县1960年比1959年,农户减少了35,495户。1961年的农业人口比1959年减少85,035人。[53]虽然这些数字的真实性受到怀疑,但是,根据当时的家庭规模,就按此减少的农户推算死亡人数,即使减去正常死亡人数和外出人数后,数量也很惊人。况且,还有非绝户家庭的死亡人数呢!档案资料显示,在太和县,仅一个五星大队1959—1961年间人员就减少了8,608人,其中劳动力2,837人。[54]即使减去正常死亡人口及外流人口数,非正常死亡人数也由此可见一斑。[55]

  不管是始料未及的中央领导人,还是对之有切肤之痛的中国农民都意识到,可能使中国摆脱困境的路径在于现行制度之外,而不是在于该制度本身,即现行的制度安排表现出非均衡性。1960年代初,人们已开始从饥荒中幡然醒悟。大跃进时期的风云人物谭震林在视察河南时,就注意到民众对党的政策和原则有怀疑,认为后果堪虑。[56]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也在1961年4月向毛主席提交报告,说:“从群众反映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群众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57]这一切迫使国家在维持现行土地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之间迅速作出选择,情况如此严峻,除了以政策退却来动员农民搞好生产自救外,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对于天性就离不开土地的传统中国农民来说,自然谙知土地对他们的意义,也深明能够解救他们于困境的除土地之外,别无它途。于是,农民和地方政府趁着政治气氛稍宽松,悄悄推行单干,包产到户很快发展起来。1961年中央农村工作部经调查后总结说,农业包产到户的做法已普遍存在,差不多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发现。[58]根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在1962年夏天,农户总数中有30%在各种名堂下搞了单干。[59]事实上,在整个60-70年代当年受到饥荒打击越严重的省份,就越不愿意采取集体主义的农村政策和体制(如生产大队核算)。[60]这一点,最有代表性的恐怕还是安徽省了,这算不算是对大跃进最为欢呼、政治上表忠心态更强的地方政府对人民公社的理解与反思呢?

  2.“包产到户”:底层的制度创新

  同样,制度非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对饥荒反映最强烈的是在农业经济危机时期受灾程度最大的安徽省。曾经热烈支持大跃进,压制那些对公社存疑的人的曾希圣,于1961年在安徽省推行了“责任田”。“责任田”称呼的获得是考虑当时政治环境的容忍程度而折中的命名,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所以在本文在同样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责任田”这一制度创新竟来自于安徽淮北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农民。1961年2月,在安徽省淮北农村蹲点的安徽省委常委张祚荫向曾希圣反映:1960年,宿县褚兰公社有个名叫刘庆兰的七十三岁的老农民,儿子患肺病,不能干活,别人劝他到敬老院,他对公社党委说:“现在我还不能吃公家饭,还要尽力做些事”。于是,他带着儿子到山里,一面照顾儿子养病,一面开荒种庄稼。一年收了3,300多斤粮食,交给队里1,800斤,自己留了1,500斤,还交给队里60元钱。同年4月23日,曾希圣在全省地市县的干部会议上介绍了这个动人的事例。他说:“这个人到底是一个走社会主义路线的,还是走单干路线的?我肯定,这个人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为什么?因为自己生产3,300斤粮食就交了1,800斤给集体。这是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这个事例给曾希圣以及其它领导人以深刻的启迪,也符合曾希圣原先的设想。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的责任制新办法,并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联产到户责任制的试点。[61]

  来自底层的包产到户的制度创新,使农民有了获得土地,进而生存的希望。所以,1961年,在安徽省太和县出现过一次特殊的人口流动,即城市职工返回乡村务农。据王之舟老人回忆,太和县委、县政府里的工作人员返乡也不少于二十人。[62]1956年和1958年淮南煤矿分别两次在太和县招工,1958年招的一批大部分返乡。大批教师也返回乡村,作者的一个采访对象本是教师,也在1961年土地到户时返乡种田。[63]资料显示,仅王油坊生产队1961年从外地回来的工人就有30个,外流的回来1人。[64]当时返乡务农的情景由此可见一斑,土地对农民的意义不言而喻。

  3.“包产到户”的制度安排

  面对1959至1961年凄风惨雨的农业经济危机,全国上下都在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1961-1962期间,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社队达80%,甘肃临夏地区达74%,浙江新昌和四川江北县70%,广西胜县42.3%,福建连城42%,贵州全省40%;估计全国达到20%.[65]在这种形式下,毛泽东和他的同僚们渐渐调整农村政策,并着手缩减农村集体组织的规模。1961年中共中央下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全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使用”,“固定给生产队的土地、劳力、耕畜和农具,登记造册,不再变动”,对人民公社规模,则明确根据“利于经营管理,利于团结,利于群众监督,不宜过大”的原则。在分配体制上承认生产队的利益主体地位,如实行“三级所有,对为基础”,即在产权上承认生产队的排他性利益。太和县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将12个大公社,原规模不变,改各区委建制。集体土地所有权单位由原来的119个,扩散到7,553个,本身也是一项重大改革,加之“责任田”对集体土地使用权和经营管理权,对进一步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具有创意具有创意。同时再划71个生产队(土地所有权单位),社队规模调小后,安徽省委把太和县作为实行“责任田”的试点县,有7,116个生产队,占94.2%,实行了“责任田”,[66]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的主动性,使“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迅速得到扭转。尽管为时不长,被强行改正,但影响深远,给人们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有流传下来的民谣为证:

  “七级工,八级工,不胜社员一沟葱;骑着车,带着表,没有社员吃得饱。”[67]

  反映了“责任田”给农民带来的实惠以及农民对“责任田”的称赞。尽管不久就被中央禁止,但农民仍对挽救了他们生命的包产到户缅怀不已,以至于时隔多年,还有一位老人还问:“曾主席到哪儿去了,有空逮两只老母鸡去看他。”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出太和县农民对曾希圣于60年代初在安徽省推行“责任田”的感激之情。

  4.“包产到户”制度安排的失败

  在全国农村纷纷实行包产到户期间,中共高层发生要不要让包产到户制合法化的争论,最后毛泽东批判单干风(即包产到户)的主张占了上风。[68]1961年,安徽的包产到户率先得到省第一书记曾希圣的赞成和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的默许,但饥荒危机一过,话就难说了。1962年初,曾希圣在“七千人大会”上因安徽在“大跃进”中刮“五风”[69]严重而受到批评,也把实行“责任田”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进行批判,说他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他被撤了职。[70]

  1962年国民经济大调整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重提阶级斗争,并把它扩大化、绝对化,批判“单干风”等方面。虽然,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一方面指出,全国人民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经济总方针,把农业放在首位,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但同时重提阶级斗争,并把它扩大化、绝对化。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阶级斗争的浪潮滚滚而来,首先是批判“单干风”。1962年春或更早时候(在安徽为1961年),有些地区农村,为了度过灾荒,克服当时农业中出现的困难,《贯彻农业六十条》,克服平均主义,改善经营管理,调动农民积极性,曾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邓子恢对此持肯定态度,但是他却被批判成,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最根本的问题是搞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是在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批判邓子恢的同时,还把“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当作所谓修正主义观点在党内普遍地进行了批判。这样,农村中正在纠正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现象,又恢复了起来,并且发展得更为严重。[71]人民公社制度最终得以保留。

  林毅夫在讨论政策失败的原因时,将统治者的政治偏好(political preference)和有界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视为主要因素。[72]林的分析不无道理,即便在1959—1961年的史无前例的农业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制度安排面临选择,全国搞“包产到户”呼声很高的时候,毛泽东仍对其一手创制起来的作品——“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情有独钟,他认为“包产到户”是个方向性问题,主张包产到户的同事是在压他。1962年8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的一通发火之后,便形成了“一边倒”的政治态度,所有人都变成了“单干风”的反对者,毛泽东大获全胜,政治成果甚丰。[73]统治者的政治偏好及有界理性,便是60年代初一个短暂的经济制度安排的调整之后,又回到低经济效率的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上来是主要原因。看来真的如帕森斯所言:如果对政治权威没有严格的限制,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普遍的突破仍是难以置信的。[74]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发生于60年代初期的包产到户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是当时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而诱发于底层社会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又是国家与地方社会相博弈的结果。我们认为这次博弈是一种非合作博弈,也就是说,其结果不是对双方(即国家和社会)都有约束力达到合作协议的达成,而是过多地体现了以国家为名义的统治者的个人兴趣。正如我们分析的那样,恰恰是统治者的政治偏好、有界理性等因素,使60年代初的政策调整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流产了。我们知道非合作博弈既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无效的。结论是很清楚的,此次博弈后人民公社制度的继续以及在该制度安排下的经济效率已经作了充分的注脚。

  (二)国家和社会的第二次博弈

  1.1960年代初国家政权的退却

  我们自然要记取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但同样重要的是检讨它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深远影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场饥荒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社瓦解的最终原因。[75]1960年代初期国家政权的退却表现在农村经济政策调整,其原因是1959-1961年间突然的农业经济危机和人员的大量伤亡。在危机过后,公社体制没有被废除,不过它的功能已降为管理与协调的层次。1961年6月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将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规模只有20-30户的生产队(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正式取消了公共食堂、各种形式的供给制和工资制,而且恢复了自留地、家庭副业并重新开放集市贸易。这一新的核算制度实质上是50年代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混合。收入分配是基于每个成员所挣得的工分,但是生产队的规模与生产管理却类似于初级社。1962年以后,进行了一些改进工分评价的实验。[76]这些政策调整,表明国家在农业经济政策上的全面退却。但是,等到农业总产出恢复到原来的水平(1964-1965年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济有所复苏),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都被当作权宜之计而弃之不用。人民公社作为国家控制的农村经济组织在制度上仍然得以保留和延续。[77]

  2.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农民谈判地位的提高

  人民公社制度作为农村经济组织,虽然得以保留和继续,但是60年代初期的策调整也留下某些长期的影响。周晓虹在其新作中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推行后的稳定和“放宽”经济政策不仅对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在国家权力退却的同时为农村社会留出了一定的空间。[78]从产权制度的角度来看,承认家庭副业的合法地位和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点。前一点是防止大饥荒重演的安全阀门;后一点则是农民反弹共产风与国家保留人民公社制度框架之间的调和物。有了这两个支点,农民增强了对集体的谈判地位,集体则增强了对国家的谈判地位。[79]也就是说,农民和集体所代表的社会有了和国家对话的可能。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便开始了国家于社会的博弈,从而为改革集体产权制度作了铺垫。在原有的出于国家利益、意志考虑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中,农民没有发言权,而现在,当在集体经济中引入了农民家庭自留经济之后,农民对纯粹出于国家利益考虑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投票否决权却显著强化了。虽然农民仍然没有获得完全退出人民公社的权利,但他们可以在体制内部退出集体劳动而转向自留地以表示对大而无当的集体经济的抗争。

  资料显示,在1960-1978年间,凡家庭经营的政策得到确认(即承认农民有退出权)的时期(1961-1967的农业政策调整时期和1972-1973),农业总生产率就上升,反之则下降。[80]这一点,可由下面的曲线图得到直观的说明。

  总要素生产率指数曲线图[81]

  说明:曲线系列1的资料来源是Wen (2),系列2的资料来源是Wiens (3),系列3的资料来源是Hayami &Ruttan (4),系列4的资料来源是Chow(5)。根据此表生产率变化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出,1952-1958年的农业生产率是上升的(当然包产到户后那段时期的上升幅度要大),在1963-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生产率趋势略有回升,而1962-1978年间的生产率趋势在一个低水平上徘徊不前——尤其这段时期已属公社正常运作时期,不比1952-1957年间农业生产不断经历组织上的激烈变动。从产权的角度来讲,凡是强调农民的排他性收益的时段,生产率就上升。1952—1958期间,当集体不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利益时,他们可以携带自己的私产退社;凡是不强调农民的排他性收益时,生产率就下降。1958年以后的人民公社(60年代初期的包产到户时期除外)将农民的退出权剥夺,个人投入与收益不成正相关,农民劳动积极性受损。

  3.土地产权制度安排逻辑的变迁

  我们可以借用林毅夫和Hirschman 的“退出权”以及“剩余权”的概念,来解释1949年后农业总要素生产率的全部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自留地式的家庭经营为集体经济的改革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即把家庭组织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可以降低劳动监管及交易费用。[82]同时,我们还可以由此理解由国家单方面安排产权的逻辑是如何让渡给一个新的逻辑,即国家与社会博弈或多次交易过程中而形成产权。正如我们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农民因有了退出权、剩余索取权而具有了和国家对话的权利,按照Hirschman 的说法,即喊叫的权力,而这种权利最终将原有体制通过国家主导的政治运动形成和改变土地产权的逻辑,让位给一个新的逻辑,即经过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交易,以及农民之间的交易来形成新的有效产权。“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83]的产权制度安排,实际上就是国家和农民博弈而达成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博弈论那里,这是一种“合作博弈”,往往是有效的,这一点也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绩效所证明,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的初期。由此,国家已开始从通过政权内卷化(常常表现为政治运动)而对农村经济无所不在的介入、控制状态大踏步后退,以此换得稳定的税收、低成本的监管系统和农民的政治支持;农民则以保证对国家的上缴和承担经营责任,换得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承包上缴之余资源的剩余索取权。国家在与农民的交易已经使它再不能单方面考虑自己的利益,无须经过与农民作进一步的交易而改变土地产权,撕毁与农民的协议了。但愿,1960年代初的政策失败成为历史,永远在那里尘封。

  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

  我们已从理论上以及经验层面上讨论了集体化时期的无发展的经济增长状况。实际上,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新的制度非均衡又产生了,而制度非均衡又意味着制度创新的到来。始于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在一定程度上重复60年代初的经验,不带有制度创新的特征。但是,相对于在此之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来说,仍具有制度创新的味道。

  联产承包经营方式起源于1979年春安徽省凤阳县悄悄搞起的“大包干”。当时安徽省遇到干旱,秋种难以落实。在偏僻的安徽凤阳县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聚集在村民严立华家中,在队长严俊昌的主持下,通过了一项后来引发了中国农村大变革的有关“包产到户”的“保证书”。他们竟偷偷地把属于生产队集体的517亩耕地和10头耕牛按人头平均分给“社员”们承包经营。这一措施使该村当年的粮食产量等于1966-1970年整整5年的总和,该村由过去的“讨饭村”一跃成为“冒尖户”,在全县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从此以后“大包干到户”象股潮流一样“势不可挡”,自发地突破了这个界限(即大包干到组),新的土地制度安排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的特征,人们过去所作出的选择决定了现在可能的选择。[84]自然,60年代初,同样首创于安徽的“包产到户”昭示着70年代末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基本态势。和60年代初“包产到户”不同的是,农民家庭对产量的承包发展成对地产经营的承包。“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新制度安排,保证了农民对农业剩余的索取权。重要的是,安徽、四川、贵州、内蒙古和广西等地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发生于1977-1978年间,也就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正是底层的制度创新把上层的政策调整拉向改革,也就是说,7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国家与社会博弈,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表述,即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70年代末,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意识形态的放松,降低了新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85]使得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方式迅速在全国实行起来。从全国来看,1979年,所有生产队中只有1.02%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了1980年,已有14.4%的生产队发生了转变。1984年以后,已有99%以上的生产队采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8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宣告了大而无当的人民公社体制寿终正寝。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我们仍然可以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该制度的安排是国